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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商家之困,解法是否只在降佣金?

时间:2022-02-25 18:45:20 | 来源:市场资讯

作者/王么么

编辑/张子睿

外卖,这个干趴了方便面,方便了城市人生活的行当,似乎正在成为一门带“怨气”的生意。

消费者抱怨外卖贵,商户埋怨抽佣比例高,骑手怨言工作辛苦。这中间,连接消费者、商户、骑手的外卖平台则成了“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例如说,前几天,国家发改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政策》)。

这份文件5000多字包含多项惠利政策,字里行间皆是对中小微企业的关怀,主要目的也是“帮助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但只因其中一句“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下调餐饮业商户服务费标准,降低相关餐饮企业经营成本”,将美团等外卖平台推向了风口浪尖。

反应到资本市场上,当天美团股价受到重挫,报收于188港元/股,跌幅达到14.86%,2000亿港元市值蒸发。

这不是第一次因为外卖佣金问题,美团成为众矢之的了,2020年疫情“元年”,餐饮行业举步维艰,多地餐饮协会呼吁美团这样的平台降佣金。

外卖佣金,是美团的阿喀琉斯之踵吗?

政策到底要“针对”谁?

外卖行业关乎社会民生,与之相关的每一次市场动态,都会带来不小的动静,此次事件也引来《经济日报》评论:对外卖业“引导”非“命令”,反应别过头。

《豹变》也注意到,该《政策》全文5000多字,包括43项具体的纾困措施,绝大部分篇幅都在体现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疫情防控不宜过度等方面问题,对于餐饮商户这块,也提到要鼓励物业业主适当减免租金帮助餐饮商户渡过难关。

所以,这其实是一份综合性纾困方案,而非针对外卖平台下发的专项指导。“引导”也非带有强制性的“命令”。当然,即使不是“命令”,也不会影响包括外卖平台在监管指导下,思考如何更好地帮助餐饮行业一同渡过难关。

事实上,过去几年来,关于“外卖平台应收取多少佣金才算合理”的争论始终不绝于耳。虽然平台佣金是市场运行之下自发产生的一种机制,但在各方合力下,外卖平台或被动或主动,都在做出调整动作。

这其中对行业带来深远影响的是美团在2021年年中的一次调整。平台推出了费率透明化,收取的费用由此前固定费率变更为“技术服务费(佣金)+履约服务费”两部分构成,并沿用至今:技术服务费是固定的,根据不同城市、不同品类可能会有一定的浮动,但设置了保底金额;履约服务费则细化为距离、价格、时段等维度,生成收费标准。

当然,仅凭1、2句“引导”政策就能激起这般水花,这也从侧面验证出平台企业对于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

所以,从积极角度来看,这次美团“躺枪”,也不冤。

佣金到底多少算合理?

这个政策出台背景是受疫情持续影响,餐饮企业复苏迟缓,一些商户举步维艰。各大社交平台中,“吐槽”美团等外卖平台抽佣比例过高的声量又大了起来,也有商家反映这项费率将超过自己的经营阙值。

那么,佣金到底降到多少才算合理?目前的佣金还有多少能降的空间?

以一份沙拉外卖为例(见下图),假如美团平台上某个商家接到一份价格为42元的订单(40元鲜虾沙拉+2元打包费),如商家自主设定给用户的优惠活动补贴金额是13元,这份订单实际售价则为29元。

在这29元中:商家需支付给骑手3.5元作为履约服务费,这部分支出占比12.06%;支付给美团1.86元作为技术服务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佣金”,这部分支出占比为6.42%;而最后剩下的23.64元为商家的最终收入,占比达到了81.52%。

这其中,美团收取到的技术服务费,主要用于平台推进数字化经营模式建设。

履约服务费则主要面向于外卖骑手,但人员支出与技术支出不同的是,外卖对于时效性和区域性的要求,决定了劳动成本一向是个大平台的成本“大头”,是无法通过规模效应而被摊平的。特别是骑手是“本地生活服务”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就业的中流砥柱,倘若强行压降,并不利于行业发展。

这里还要将图片中“商家自主设定给用户的促销活动”拿出来单独说明一下。

无论是线上经营、还是线下经营,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商家都会自行拿出一部分费用让利,通过一些秒杀、特惠价等营销手段吸引用户下单,外卖经营同样如此。但由于近年来,用户订购外卖基本都是通过外卖平台而非直接联系商家下单,因此,有不少商家会自然而然地将让利部分也算入交给平台的成本当中。

如果说外卖平台是靠抽佣“发财”,那被诟病则无可厚非,但从财报来看,外卖平台收取到的佣金并非纯利,而是进而转为诸多硬性成本细项。就这一点而言,不止外卖平台,很多零售平台、电商平台皆是如此。

2020年,美团餐饮外卖业务的营收为662.6亿元,但利润为28.2亿元,净利率4.3%。到了2021年Q3财季,美团餐饮外卖业务营收录得264.8亿元,同比增长28%;净利润8.8亿元,同比增长14%;净利率较上一年末下降至3.3%了,下降幅度达到23.3%。

从财报中不难看出,美团外卖的业务收入和净利润都在增长,但净利润的同比增速却只是前者的一半,这意味着,美团用于维护消费者、商户及自身的运营成本也在快速拉升。

而站在海外市场,不管是美国的GrubHub、Uber Eats还是英国的Deliveroo,佣金率都要超过30%,GrubHub的佣金中超过20%是配送费,12.5%是佣金,还要额外收取四档的推广费,总体佣金超过40%。远超国内外卖平台的抽佣比例(基本在6-8%这一区间)。

原料房租才是纾困商家的大头

当市场过于聚焦某个具体问题时,很多时候,往往会忘记了一个事物的“全貌”。

疫情防控期间,线下物理空间活动受限,人们解决吃、喝等基础生活需求的方式不得不聚集于线上,各大外卖平台订单量猛增。一些商户也向《豹变》感叹道,“外卖收入,让自己的店面勉强撑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四川眉山一家名叫“憨憨”的干拌麻辣烫经营者李民益表示:“对于做堂食的商家来说,外卖是增量生意,没有外卖业务,你本身要支付的房租、人工、原料各方面成本一分也不会少。外卖佣金算是增量里需要付出的成本,订单量越多,销售额也会越来越大,利润也就更多一些。”

“满城尽是口罩骑车”不仅是频见的“城市风光”,同时也把骑手背后的外卖平台推到了聚光灯下,外卖佣金成为舆论的引爆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怪罪平台抽佣是影响商家盈利能力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市场中大多数商家的“根”还是在线下实体方面。

正常情况下,商家经营主要包含外卖+堂食,除少数家庭作坊式仅以定向送餐业务维生之外,大多数商家还是会在线下开设实体门店。而开店,就要面临房租、装修、水电煤、人工成本、日常原材料等水涨船高的各项成本。

“其实,比起6.6%的抽佣,我更关注的是原材料涨价和房租涨价。”在谈及经营成本时,东莞“四月咖啡馆”经营者宝仪颇感苦恼,“店里招牌的草莓牛乳茶、多肉葡萄柠檬茶的制作成本一直在升。虽然我们不愿降低食品品质,也怕涨价伤害用户体验,但现在的成本真的快Hold不住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房租,因为生意比较好,房东透口风说要每年涨租10%。6.6%的外卖佣金就算降低到0,一个月省不到3000块,还不够我一个店员的工资,远比不上原材料、房租给我的压力。况且,在商言商,如果外卖平台运营不了了,那我的分店同样也开不了。”宝仪说。

外卖业务可以说是商家经营的一种补位,是互联网时代下另一种“生意”渠道,这种渠道的优势在于,商家可以在一套系统里拿到订单,对冲“位置”的限定。但外卖始终是一种弹性手段,如果将此视为决定商家生死的唯一要素,或多或少有些牵强。

当然,商家要求外卖平台调整佣金也可以理解,但至于调多少、怎么调,不能偏听任何一方,这是一个涉及到“供应链-商户-平台-骑手-消费者”共同构建起来的复杂服务网,仅在某一点形成作用力,于情、于理都不是一个“治本”的逻辑。

美团生态也好,其他商业生态也罢,市场对于“经营”这件事的认知应被重塑。持续经营从来都是几方找到一个共同利益点,进而形成一种商业上的动态平衡,而不是针对其中一方进行无限压缩,在突破阙值之后的系统崩塌。

毕竟,真实的经济学规律却是:互联网改变的是分配模式,但成本则是永恒。(来源: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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