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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当广东的考古学者发现，近年来出土于两广（广东、广西）东汉墓葬中的数十枚金银戒指，极有可能和东南亚“中间商”存在关联时，很自然地，人们会对公元前后的这些“中间商”，产生好奇。
位于海上贸易“十字路口”的东南亚，它和中国的互动，又给“海上丝绸之路”，这幅不断在研究中发展的画卷，增添了哪些瑰丽笔触？
近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岩，在相关方面，对记者进行了介绍。
首先，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述记，进入东南亚遗址和墓地。
01
东南亚，金器姗姗来迟
多年以来，老挝北部，成千上万的家庭，在旱季沿着湄公河裸露出的河床淘金换钱。黄金，光芒四射永不变色的黄金，它的矿藏，叫人流连。
在李岩提供的德国考古研究院非欧洲考古委员会雷安迪（Andreas Reinecke）所撰《东南亚大陆古代金银珠宝和早期黄金加工》（译者严焕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一文中，作者写道：砂金的分布遍及东南亚，可以比较轻易通过淘金提取。
而目前所见最古老黄金制品，于保加利亚瓦尔纳（Varna）墓地发现，年代在公元前4550-前4450年间。其发现同样具传奇色彩，关键词是“拖拉机”——
在《黄金的魔力》一书（Reaktion Books出版社2016年5月1日出版）中，作者写道：“1972年10月，瓦尔纳城外，瑞曹·马里诺夫驾驶拖拉机挖一条沟时，发现了一些不常见的金属物体。”该墓地迄今发现超过3000件金器，总重量超6公斤，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人类制造黄金器物之一。
东南亚的金银器，作为随葬品出现，却“晚”至公元前1世纪初。
“这比在瓦尔纳发现的最古老黄金制品晚了4000多年，比在秘鲁吉斯卡卢摩科发现的美洲最早的黄金装饰品晚了约2000年，也比在相当于商代早期墓葬中发现的中国最早金器，晚了约1500年。” 雷安迪说。
其实，早在我国青铜器时代之前，已经有两条线路，共同组成了繁华交错的西方金银器文化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亚述、古波斯等强大王国金银器构成了长达万里的西方金银器文化带。还有与之并存而又稍晚的一条，则是斯基泰骑马民族草原地区的金银器文化带，“它俩”虽文化传统不同，但相互渗透与融汇极其明显（杨伯达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一）》，河北美术出版社）。
东南亚的金银器，确实“多少晚得有点不合常理”，同时，“盗墓的存在，极大地局限了我们对东南亚早期珠宝及其黄金加工起源的认识。我们能研究的东南亚史前金银器，很可能还不到出土总量的5%。早期金器大部分直接卖给了金匠，再由金匠加工成为现代珠宝。”雷安迪说。
02
当地工匠“按需制造”
这里出土的早期金银器，与中国汉代墓葬同期。
雷安迪介绍，最近几年之前，东南亚明确出自史前时期的金器都是小件器物，大都是珠饰。此处的“史前”，指年代早于公元前2世纪。换言之，与中国汉代墓葬同期。金器伴出的，还有铜鼓或中国青铜器。
“这个时期，汉代帝王逐步扩大疆域，控制了今天的贵州、广东、广西、云南和越南北部地区。目前，还不清楚金银珠宝运往东南亚的最初路线。”“所谓西南丝绸之路，连接印度东部、缅甸和中国西南部，沿途分布大型银矿，这一线路的作用尚不明确。”
有别于上述遗址大范围的区域背景，新发现的柬埔寨西南部墓葬遗址毕米（Bit Meas）和波赫（Prohear），为东南亚早期金器类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两处遗址均位于波萝勉省，相距仅8千米，属铁器时代墓葬，金银器出土丰富。其中，波赫墓地在属于最晚的IIb期（约公元前100年或50年至公元100年）的32座墓葬中，发现了96件金银器。
这里面，包括13件耳环、14件戒指（波赫12件毕米2件）和1件较大的镯。“到目前为止，在东南亚其他地点尚未发现过如此多的形状相似的同时期戒指。”
戒指的样式，揭秘了它的来源。
“10件戒指没有接缝痕迹，4件见接缝，一些样品表面有粗糙铸造痕迹。“这种未经处理的表面和边缘，暗示它们并不是现实中佩戴的，而是用作随葬的。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当地手工作坊是按需制造产品。”
雷安迪在介绍完其他各类金银器后，总结说道：“情况很可能是，东南亚最早的金银器，是公元前2世纪末，从大夏或中亚其他地方输入。但不久以后，当地工匠开始大量制作条形黄金装饰品，同时尝试仿造外来的戒指和耳饰。据我们所知，在东南亚有数十个该时期的墓地出土有金银器。”
03
汉代国力强盛，沿海殷富
工匠的生产，是因为有需求，有需求，是因为存在市场。
李岩介绍，近年来，在番禺、徐闻、合浦及广东省北部（韶关）和西部（德庆）以及广西贵港等地的数十座汉墓中，相继出土了数十枚罗马风格的金银戒指，大部分属东汉时期；近年来在泰国北部和柬埔寨北部等，也考古出土了不少具备相似风格的戒指，“两广出土的这批金银戒指，可能是先经东南亚某地，譬如柬埔寨，再沿中南半岛北上进入中国。”他说。
“因为东南亚所处的特殊‘十字路口’地理位置，该地工匠很有可能是为了满足其他地域的贸易需求，因此专门兴起了这些金银制造工艺。这，其实也体现了汉代我们国力的强盛殷实，特别反映出两广地区，从合浦、徐闻到番禺这一线的沿海经济发展的良好状况——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消费这些奢侈品，对不对？”
持续关注
汉代珠饰的 原产地和发货地
在本次采访中，李岩特别提到了对与上述“两广金银戒指”同时代的“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的一些研究新观点。
在目前发掘的广州两汉时期1500多座墓葬（1953-2016年）中，出土了大量珠饰。2020年出版的、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广州出土汉代珠饰》一书中，提及和涉及的珠饰数量就多达21303颗。
“有学者提出，这些珠子的原产地，和其贸易到中国来的‘发货地’，不一定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有一些是在东南亚地区（加工）制造了之后，才贩运到中国来的，不见得都是直接从埃及、印度洋或太平洋地区‘直接进口’。由此也可见当时经济的繁荣，多方面、多地域的力量已经参与其中。”
延伸阅读
中国南方与东南亚 关注文化交流的双向性
2022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研究员，应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作了题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文化交流及联系——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发现谈起》的讲座。记者参加了该场讲座，并在该院其后公开的“讲座回顾”中看到，杨勇在最后一部分“思考”中特别提到：“从考古学上观察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古代文化交流，今后更多地注意其相互性和双向性是必要的。”
他说：“毋庸置疑，从整个亚洲东南部的古代文明进程和历史发展看，中国文化尤其是南方文化确实对东南亚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产生过更大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此时东南亚的文化，也通过族群交往甚至族群迁徙等方式传播并影响至中国南方，特别是中国的西南地区。同时，从零散的文献记载看，战国至汉晋时期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民族关系及两地间的民族迁徙，亦呈现一种南来北往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近些年来，不只是泰国，越南南部、柬埔寨、缅甸等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都在明显增多，像班诺洼这样与中国南方存在联系的遗址亦有不少。同样，在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除了滇之外，其他一些重要的族群如哀牢、句町、夜郎等，也都在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而逐步显露出其神秘的文化面貌，并表现出与东南亚的密切联系。”
（本版图片来自雷安迪《东南亚大陆古代金银珠宝和早期黄金加工》，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