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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徐星把调研融入日常生活

时间:2023-03-13 08:46:26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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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徐星在野外采集古生物化石。

■本报记者 冯丽妃

今年是古生物学家徐星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第六年。两会前夕,徐星从北京南下广州,到国内首个设在大型商场内的民营自然科学博物馆走访调研。

近几年,我国民营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日益增多。徐星表示,这些博物馆展陈形式丰富、互动感强、贴近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自然博物馆的不足。但它们良莠不齐,要加强对其的政策支持、科学指引,为其提供专业人才资源方面的支持。

“只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各方积极性,才能让科学触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全民科普。”徐星说,在今年的提案中,他建议调动科研人员科普的积极性,在科研项目和人才称号的评价考核体系中,加大科普工作的分量;在奖励体系中考虑设立对应的国家和省部级科学普及奖等。

无调研,不建言。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放在心底的一条原则。而徐星的习惯是把政协调研融入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与身边的朋友、同事、同行、学生的沟通交流,甚至孩子的教育问题,都是他提案和建言的源泉。

徐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去年担任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学术院长。身在其职,他提了不少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提案,内容涉及从中小学到研究生阶段的教育。

譬如,他提出,研究生教育决定了未来我国高端科技力量的质量和体量,教育、科技、人才应该“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不只需要学习纯粹的理论知识,还需要通过科研实践活动来锻炼,应当加大科研院所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

作为我国发现恐龙新属种最多的科学家,徐星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指导孩子的过程中,他发现应该在中小学教育中让孩子建立起对自然界的兴趣,同时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几年前,徐星曾收到一封邀请他参与中学生物教材编撰的国外邮件,对方希望他把正在研究的内容纳入中学课本。这让他关注到国外中小学教材紧跟时代前沿,而我国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却存在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并就此提出启动相关教育改革实验,建立思维培养型教育体系。

“我国的教育体系过去一直倚重知识培训,存在‘填鸭式教育’的弊端。近年来,尽管开始强调素质教育,但从根本上看整个教育体系还处在传统模式中。”徐星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改革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尽快推出适应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规划与实施方案,转向以思维培养为主、知识培训为辅的教育体系。

由于平常生活中对教育、科研、科普等各方面的问题处处留心,对于记者提到的问题,徐星尽管并未“准备”,但显然已有思考。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建制化研究与自由探索之间的关系?徐星认为,我国具有举国体制、建制化研究方面的优势,这有助于攻坚克难,有效解决特定阶段的问题和“卡脖子”问题,“两弹一星”和航天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就是优秀的例证。

但他同时指出,纵观科技发展历史,原创性的科技成果很难用计划的方式做出来。自由探索性研究能够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是原创性科技成果产出的更有效途径,也是我国科技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

“在有限的科技资源支撑下,科学、精准地评估亟须解决的科学问题,控制好导向性科研的规模,尤其要在自由探索性研究上下大力气。”他建议,在这方面进行宏观战略研究,根据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研究等对各领域进行顶层设计,在需求导向和自由探索性研究两大方向之间合理配置资源。

基础研究经费五年增长1倍、科研人员可以知识产权入股、技术岗位的薪资在整个盘子里的占比也在增加……“国家对科研越来越重视,不断花大力气改善科技人员工作的软环境,让科研人员更有获得感。”作为一名资深一线科学家,徐星对此有着深切体会。

不过,在和同事及同行的聊天中,徐星发现大家谈得最多的仍是软环境问题。比如一个项目申请或报销的表格,会对应多个体系相互独立的部门,由于表格设计不具有通用性,许多时间被消耗在琐事上。

“单独一个好的政策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出台,让科研人员感受到软环境的真正改变,否则很难落地。”徐星说。

他同时建议,通过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增强科研人员的归属感、荣誉感,激发大家的创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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