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国际局部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数字经济是助力双循环发展的关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新基建的支撑。毫无疑问，新基建能够为未来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支撑，这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经济增长的短期举措，长期也将在抢抓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建设智慧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发挥先导与基础性作用。新基建集聚新优势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学界、新闻媒体、资本市场等对于新基建的理解和认识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新基建的内涵正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一动态内涵包括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基础设施，但又不局限于具体的某个物理设施层面，而是具有良好的产业延展性和包容性。
在宏观层面，新基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潜力。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与以铁路、公路、机场和桥梁等为主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区别，但其属性上仍属于宏观经济理论传统范式框架中的投资需求和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供给侧。因而既具备传统基建稳增长的经典属性，又可以助推创新和拓展新消费、新制造与新服务。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四化同步从根本上离不开信息化。虽然传统基建的发展空间已经收窄，难有大幅上升的空间，但新旧基建之间仍有很强的共生关系。
在中观层面，数字技术变革正在加速推动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和国内新旧动能转换，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在国内蓬勃发展，这必须依靠蕴含先进技术的新基建而非传统基建来完成。
在微观层面，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数字经济强势产业集群，如依托数字化平台的BAT、京东、苏宁、美团、顺丰等。当然，由于新基建涵盖的领域和行业范围非常广泛，且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其概念范围也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灵活调整。
新基建抢抓新机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基建作为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基础，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我国庞大的市场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海量大数据资源和广阔的应用场景。具体来看，新基建蕴含的巨大投资规模和产业协同效应，为锻造中国经济的强度和韧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实现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新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不应仅落脚于短期经济刺激，而要将其作为构建智慧社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先导性工作和重要支撑。在传统基建扩张增速有限的背景下，大规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是未来长期的发力方向。
当前，无论是从发展趋势还是从发展潜力上来看，数字经济已然完成对农业和工业经济的跨越，成为当下主流经济形态。新基建已成为中央和地方稳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发展战略和具体行动上都受到了高度重视，在国家和地方出台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中都有具体安排，这为新基建投资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
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原理表明，投资的增加会发挥乘数作用，即在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中引发连锁反应。从现实来看，数字新基建政策全面部署以来，与之关联的产业也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给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带动作用。仅以5G领域为例，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的直接投资累计达1.7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的投资超过3.5万亿元。
新基建迎接新挑战
虽然新基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具备巨大的增长潜力，但不可否认，新基建发展同样面临诸多问题，未来仍需要解决投资效率、可持续性、市场化投资决策等问题。
重视把握投资质量，提高投资效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采用新兴数字技术，其服务对象也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在技术创新和市场选择过程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因而与身处一线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的企业相比，政府对前沿技术的不确定性更不敏感。在结构上，投资新基建应用层的企业较多，而投资基础层的较少，存在投融资资金匹配失衡、结构不合理问题。所以新基建的投资不同于传统的修路架桥，缺乏技术经验优势和信息优势的地方政府部门很难进行有效信息甄别和评估，极易降低投资效率。
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一般投资规模巨大、投资周期长，且往往涉及多部门协调和互补性投资。统筹规划新基建投资进度，防止走低效重复建设老路，是提高投资效率、避免产能过剩和挤出效应的关键。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消除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地考虑地区差异性。
警惕投资债务风险，增强造血功能。由于投资新基建是商业周期更长的“迂回生产”，在新基建投资项目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盈利模式和良好的商业闭环之前，单纯的货币资金投入很有可能诱发通胀或催生经济泡沫。对此，政府要建立对新基建的理性认识，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推进。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倾向，避免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尽管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新型基础设施如果不能适时发挥作用，不仅会消耗巨额资金，还可能导致新基建出现“未使用已落后”的尴尬局面。
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拓展融资渠道。新基建因包含大量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等配套政策难以适配，因而新基建的投资应该是“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开放式合作生态系统。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市场愿意做、擅长做的交给市场，渐次减少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具体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民营企业同样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下一步，政府需要逐步放松管制，适度引入市场竞争，破除对民营企业进入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隐性障碍，采取税收减免、融资优惠等多种政策措施，激励多种市场主体，最大限度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本参与其中。
需要再次强调，新基建绝非在经济下行期间刺激经济增长、逆周期调节的“特效药”，而是着眼于长期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器”。基于当前的技术发展阶段，只有认清未来科技革命的方向、演变路径及重点领域，才能有效把握新基建投资风口，推动新基建有的放矢。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较于抓住投资风口，适应新经济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同样重要。制度创新不仅可以使新基建的投资更高效，也能打破新基建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瓶颈，有效推动新基建，甚至提高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效率。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