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7日，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热带雨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的两头亚洲象在玩耍，工作人员在一旁守护。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据报道，为了解决亚洲象食物来源问题，近日，在云南普洱、西双版纳等地，专门为亚洲象开设的“大象食堂”开张了。
相关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在因亚洲象侵扰频繁而撂荒、放弃种植的土地上，每亩补助200元，鼓励农户分时段、分季节种植亚洲象喜食的芭蕉、玉米、棕叶芦等。如果农作物被亚洲象取食，就由保险公司给予相应的保险补偿；如果没有被取食，农户可自行收获。
2021年在上演了一场亿万人瞩目的“北上南归”大戏后，云南亚洲象的生存境遇与未来命运，再次回到了公众视野。
事实上，在所有可能导致亚洲象野外种群突然北徙的因素里，食物短缺的可能性最大。除了野外种群数量扩张，导致食物短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亚洲象曾经的食物获取来源地日益萎缩。
在长期的共处中，云南亚洲象和人类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亚洲象野外种群实际上对人类活动区域有主动的靠近和伴随。早期人类对热带雨林的“破坏式开发”，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更优良的栖息地。但这种关系在近现代则构成了人类与野象之间矛盾的导火索。
野生亚洲象会将人类辛苦种植的农作物，视为可以“不告而食”的取餐点，所得远远超过对大自然的索取。这当然不为农民所容忍，而二者的冲突要么造成人类伤亡，要么对亚洲象的生存与保护造成压力。
由于对亚洲象保护力度的加强，近年来退却的主要是农民一方。很多容易受到亚洲象光顾的农地被放弃和撂荒，但这又会使得亚洲象感受到食物匮乏，并且倾向于选择寻找新的、很可能离人类社会更近的农作物种植区。
谁都看得出来，这不是一个良性循环。在当下，人类甚至无法采取单纯的退让姿态，获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某种意义上，云南的亚洲象是特殊的，已经很难被视为与人类社会完全绝缘的野生物种，当然这并不代表未来不能回到一种纯自然状态。
▲2021年6月15日，云南普洱思茅区六顺镇亚洲象食源地（“大象食堂”），当地农户正在种植“野象食物”玉米。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云南开办的“大象食堂”，就是为了应对这一两难局面而推出的机制。
最开始，所谓的“大象食堂”，纯属是对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赔偿机制的包装性说法，主要是被动设计出来的。但当地经过几年探索后，很明显将这一机制变得更主动、更精细，也更符合实际。
如今的“大象食堂”，可以理解为通过政府补贴，仿真地重建当年“刀耕火种”时期人类与亚洲象种群单纯而和谐的关系。若说是从古老的传统智慧得到启示，也说得通。
野外食物短缺，是造成野生动物与人类矛盾冲突的最常见原因。变被动骚扰为主动投喂，似乎是很容易想到的办法。记得在2000年，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自然保护区开始规划建设时，墨脱屡有野生孟加拉虎捕食老百姓放牧牲畜的事件报告。当时的自治区林业局就想到林业掏钱，饲养几十头牛放到山上主动投喂，以求老虎“仓廪实而知礼节”。
不过，这个主意最后并没有取得特别圆满的结果。一方面，野生动物不见得那么愿意配合，另一方面，机制设计需要非常巧妙，以免出现试探人性破坏规则的情况。
但在人类与野生动物经常出现的紧张关系中，仍然存在很多可能性。原有的僵局随时导致双输，但通过注入系统外能量（可以理解为资金投入），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实现新的平衡。
云南的“大象食堂”大概率能取得一些突破。毕竟大象比老虎似乎更善解人意，而农地的管理机制也更容易落地。
此外，“大象食堂”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启发意义：当不把它看作是一种损害后的被动赔偿机制，而视为一种主动为之的公益“食堂”，一切似乎豁然开朗了。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纠葛必然旷日持久，政府主导的外部投入能量边际效用大概率是递减的。“大象食堂”或许不能成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不失为一种缓解人象矛盾、促进生态平衡的实验方案。
撰稿/宋金波（专栏作家）
编辑/徐秋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