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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江南地区的刻帖与书法风尚

时间:2021-10-18 08:46:14 |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乾嘉时期江南地区的刻帖与书法风尚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何谓

刻帖

?刻帖是指通过刻在石上或木板上的手段复制法书墨迹,传拓后可以供人欣赏与效法。随着影印技术的发展,刻帖如今早已不再有实用价值,但在书法史中,刻帖的地位举足轻重,自宋、明之后,到清代乾嘉时期刻帖活动又达到顶峰,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江南地区更是引领当时刻帖的风气。

由于刻帖的功能主要是用来传播,因此刻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某一时期的书法风尚,这里我们从乾嘉时期江南地区的刻帖,来窥探当时的书风。

从刻帖选辑的内容上看,笔者曾经对此做过统计,在选辑的前代书家中,

赵孟頫、董其昌

占有很大比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放在当时来说,这与帝王的推重息息相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兴焉”,早前康熙帝对董氏书风颇为喜爱和提倡,加上大批董氏传人对于书坛长期浸染,到乾嘉时期影响依旧,之后乾隆帝又特别崇尚赵孟頫,于是“赵书又大为世贵”,朝野上下纷纷进行效仿。可以说赵、董书风的流行主要是为了迎合帝王的品味。《经训堂法书》(录赵孟頫《枯树赋》),图源网络《经训堂法书》(录赵孟頫《枯树赋》),图源网络《传经堂法贴》(录董其昌《太上感应篇》),图源网络《传经堂法贴》(录董其昌《太上感应篇》),图源网络

同时,辑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书的刻帖也占有一席之地,

这在距离宋代时间跨度较大的乾嘉时期,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下面通过四部刻帖举例说明:

首先,有专辑米芾书的

《清芬阁米帖》

,其选辑原因不仅由于选辑者王亶望个人对于米芾的偏爱,而且在于米芾是董其昌师法二王的桥梁,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

[1]

,学书法历来讲究师法高古,追本溯源,学董进而学董氏所推崇的米芾也是合情合理的。《清芬阁米帖》,图源网络《清芬阁米帖》,图源网络《清芬阁米帖》,图源网络《清芬阁米帖》,图源网络

其次

,有专辑黄庭坚书的

《黄文节公法书石刻》

,黄庭坚书法取法于北朝碑版,而乾嘉时期金石学者开始推崇碑版之风,刚好与之契合。《黄文节公法书石刻》,图源网络《黄文节公法书石刻》,图源网络

再者

,有专辑蔡襄之书的

《福州帖》

,一方面,蔡襄书法风格受颜真卿影响很大,符合乾嘉时期的“崇颜”风气;另一方面,蔡襄“人品醇正,字画端方”

[2]

,而这一时期书家强调“人书合一”,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字如其人”,所以备受推崇。

最后

,有专辑苏轼之书的

《晚香堂苏帖》

,苏书不仅也有颜鲁公之气,而且为刘墉、翁方纲所推,这两位在乾嘉时期书坛上地位显赫,有很大话语权,于是苏书自然也就受人青睐。《晚香堂苏帖》目录及像赞图源:万波《清姚学经<晚香堂苏帖>考》,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晚香堂苏帖》目录及像赞图源:万波《清姚学经考》,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此外,刻帖中还有选辑当时人之书的,大多是权贵和书家,主要以

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永瑆

等帖学名家为代表。他们并没有形成很强烈的个人风格,大多只是上述赵、董书风的延续,但他们不断丰富和拓宽帖学的取法对象,探索和突破传统帖学的技法与审美,共同促成了乾嘉时期帖学书法的鼎盛。(清)刘墉《临颜真卿送蔡明远叙行草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源:故宫博物院网站(清)刘墉《临颜真卿送蔡明远叙行草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源:故宫博物院网站(清)梁同书《行书李日华论书轴》,南京博物院藏图源:《中国法书全集》-17-清代2(清)梁同书《行书李日华论书轴》,南京博物院藏图源:《中国法书全集》-17-清代2(清)王文治《书唐寅题画诗轴》,西泠印社藏图源:《西泠印社百年社藏精品》(清)王文治《书唐寅题画诗轴》,西泠印社藏图源:《西泠印社百年社藏精品》(清)永瑆《行书御制四渎诗》 ,图源网络(清)永瑆《行书御制四渎诗》 ,图源网络

由上我们可知乾嘉时期的主流书风,除此之外,

江南地区书风还存在其特色

,甚至可以说突破了当时的普遍书风。比如

《清啸阁藏帖》

由乾嘉时期江南地区的鉴藏大家陈希濂、金棻撰集,其中收录恽寿平书两卷,该帖艺术价值高,在当时江南的书法圈中影响颇大,同时还有如专辑恽寿平书的

《爱石山房刻石》

,选辑者王曰旦与恽敬

[3]

、李兆洛

[4]

友善。《清啸阁藏帖》,图源网络《清啸阁藏帖》,图源网络

作为上述二帖选辑者的金棻和王曰旦都崇尚恽寿平书,金棻甚至亲自刻石。恽寿平为清初书画家,他师法褚遂良,从而在“娴雅秀美”的赵、董书风笼罩的江南书坛,出现了“劲挺遒逸”的褚遂良书风。赵、董书风是当时大势所趋,而

江南地区的书者却能不跟随大流,眼界独特,追求符合法度又讲求奇趣的褚书

,其他还有辑欧阳询、文徵明之书者,都可见江南书家开始追求古法,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赵、董书风逐渐失去新意,弊端开始显露,一些书家的审美需求难以满足所致。

受到乾嘉学术的影响,文字学、金石学发展,从而篆隶书得到复兴,体现在

乾嘉时期江南地区刻帖中,即是收录清人篆隶书的刻帖,远比前代要多

。这也是因为江南地区是乾嘉学术的发源地,对于篆隶的接受度更高,以篆隶为主要研习对象的书家数量增多。

比如,阳湖李兆洛在安徽期间集皖中名士收藏的邓石如书迹刻成的

《完白真迹》

,收录了篆、隶、楷、草各一卷,邓石如的篆书从汉碑额篆中汲取了婉转飘逸的趣味,又掺以隶法入篆,结体新颖,线条丰富,笔力苍健,开一代篆书新风,其隶书也是出入汉碑,融会贯通,遒劲豪迈。

还有如辑无锡钱泳对汉魏碑刻的节临而成的

《攀云阁临汉碑》

,钱泳隶书就是直接取法汉碑,并且他常常对其进行缩摹,缩摹本通过椎拓之后大小如同册页,小巧又不失文雅,便于随时赏玩,风行一时。《攀云阁临汉碑》,图源网络《攀云阁临汉碑》,图源网络

乾嘉时期,学书人对汉碑的临习得到了普及和深化,刻帖中篆隶书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书需求。

说到这里我们难免会有疑问,

开篇在刻帖的定义中,提到其复制的是“法书墨迹”,楷、行、草书为多;刻帖一般是在帖学视野下产生的,而上述两部刻帖收录的却是篆、隶书,似乎有些相悖。

其实仔细来看,这两部刻帖摹勒依据的原本分别是邓石如、钱泳书写的墨迹,符合刻帖定义,不过他们都是在碑学视野下进行的篆隶书创作或临摹,这与一般意义上代表帖学的刻帖本质不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乾嘉时期江南地区书风的多样性。

可以说,乾嘉时期江南地区的刻帖,无论是置于历史还是区域坐标上几乎都代表了顶峰。通过刻帖本身,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乾嘉时期总体以帖学为宗的书学风尚,以及江南地区“劲挺遒逸”的崇唐书风特色,而从江南地区刻帖中篆隶元素的更新,也可以看出碑帖间开始互相渗透;另一方面,从刻帖活动背后体现出的时人的追求、以此为纽带的交流等,都能真实反映当时社会语境中的江南书学风貌,值得进一步关注。

原作者:周雨惠

注释:

[1]丰坊:《书诀》[M],民国四明丛书本。

[2]钱泳:《履园丛话·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1页。

[3]恽敬:字子居,号简堂,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乾隆四十八年举人,阳湖文派创始人之一。恽寿平为其族祖。

[4]李兆洛,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代学者、文学家、藏书家,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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