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现代货币调控框架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框架是现代经济金融的核心和根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需要以现代货币调控框架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必然性
从全球央行货币调控的历史来看，货币调控都能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货币调控得当，就能够发挥跨时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反之，不是出现流动性泛滥导致高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就是发生信用紧缩，甚至造成经济金融危机。如西方主要经济体曾出现过的“大萧条”、“大通胀”、“大缓和”、“大衰退”等。当今，各国普遍重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占据核心地位。
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的调整，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内外部风险显著上升，所面临挑战的复杂性也明显上升，必须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善于预见和预判各种风险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制度建设来对冲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韧性。现代货币调控框架的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已不再廉价，人口也逐渐老龄化，更多地需要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要以现代货币调控框架作为战略支撑，保持总量适度，设计激励相容机制以引导银行信用创造行为，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我国现代化进程顺利推进。现代货币调控框架的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内在逻辑
从经济方面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实施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利用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以外延式增长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改变了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我国经济已成长为典型的大国经济，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扩内需的力度，更加充分地释放内需潜力，使内需在支撑今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手段。这就要求我们的货币调控框架能够更有效地针对内循环，针对国内的经济状况进行相应的调控，要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从货币调控框架自身来看，当前我国实施的是以数量调控为主、价格调控为辅的货币调控模式。从全球各国货币调控的历史来看，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金融创新导致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上升，货币数量与经济总量之间的相关性下降，这使得货币供应量越来越不再适合作为中介目标，需要发挥利率机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
从汇率机制来看，在2015年汇改前，人民币汇率一度实施的是盯住美元制度，这在当时有利于我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推动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然而，这种汇率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这不符合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根据“三元悖论”，由于资本流动难以被遏制，要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必须让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出台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加大，需要有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来对冲。
总体来看，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国内大循环，这就需要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提高利率机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
主要特征
货币调控框架是中央银行应对经济波动的系统性体制机制，由政策目标、规则、渠道、工具等一系列因素和环节构建而成。参照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金融运行特点，笔者认为，我国现代货币调控框架建设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人民币对内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史均表明，币值稳定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分工和市场范围，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保持币值稳定已经是我国中央银行的法定目标。在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国内大循环，币值稳定也就需要更多地体现在币值的对内稳定上，即实现低而稳定的通胀。这就要求在现代货币调控框架中进一步明确通胀目标值，以锚定公众的通胀预期，从而实现通胀目标。
第二，尽快实现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的转型，以提高货币调控的效率。当前我国施行的是以数量调控为主、价格调控为辅的货币调控模式。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货币数量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散，且货币数量指标的清晰性、简洁性不及价格指标，调控模式必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价格型调控是当前全球通行的、成熟的调控模式。
第三，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需要在金融市场上构建由短期政策利率引导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为包括存贷款在内的各种金融产品提供定价基准，从而形成以短期利率为主要政策工具的货币调控框架。这种调控框架能破除政策传导的体制机制性梗阻，提高小微、民营企业信贷市场的竞争性，使金融资源更多配置至这些企业，从制度上解决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第四，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促进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有利于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促进内部均衡，也有利于缓和国外冲击，具有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功效，更好地实现外部均衡。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第五，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规则性，提高货币调控效率。现代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表明，只有经济主体对中央银行当前和未来的政策行为有较好的理解和认同，其作出的投资、消费决策契合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时，货币调控才能起到较好效果。因此，货币调控框架应该简洁明了，要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以提高货币调控效果。
第六，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较为关注金融周期及其与之相关的金融稳定问题，引入了宏观审慎政策。除了金融周期外，我国经济还面临其他需要关注的中长期问题，比如房地产、隐性债务、经济结构等，这些问题都难以用应对短期性的逆周期政策来解决。因此，需要在已有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一套战略站位更高、兼顾短中长期问题的宏观调控框架，以“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作者吴培新 李湛，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研究员）
《 国际金融报 》（ 2021年09月20日 第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