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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加速建设数字中国正当其时

时间:2023-03-08 21:45:2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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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当前提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正当其时。《规划》本身就指出了原因所在:数字化是构筑国家优势的有力支撑。而当前的国家竞争力已经到了需要新动能注入的关键时刻。

发展瓶颈显现,为数字中国注入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建立全面的产业体系,GDP连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竞争力显著提升。然而,也应当注意到几乎所有强大经济体都遇到的发展瓶颈问题。

一方面,仅依靠扩大规模、降低成本,难以获得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因为领先经济体在某些领域已经遇到市场规模的“天花板”。另一方面,中国和很多发达经济体一样,也遇到劳动力缩减问题,且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传统的依赖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生产力乃至竞争力的方式难以实现,必须通过提升生产效率的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

而当前,数字化能力正是在不扩大人力投入的情况下,提高全社会生产和运行效率的新生产要素。正如铁器促进了农业生产,蒸汽机提高了生产力,电力能源催生了现代工业和流水线生产。美国未来学家勒托夫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信息化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现在追求现代化路线、重视信息科技的发展,与书中提及的信息化是高度契合的,而数字化则可以看作信息化的全面升级。

日本提出的“社会5.0”国家战略阐述了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区别。“社会4.0”是全面信息化的社会,也是全面云化的社会,人能够非常容易地从网络空间获取信息、服务,机器也能实现事先规划的自动化。“社会5.0”则是在全面云化的基础上实现全面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撑。在这个愿景里,物联网连接所有的人和物,从而产生多样化的信息和知识,为社会的运转赋能。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大量信息,减少繁琐工作,解放一定的劳动力,让更多人进入人工智能力所不逮的领域。比如需要一定情感交流的服务业、需要高级创意的设计工作,以及处理复杂关系的管理岗位等。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之下,机器能够更好地协助人类处理事务,很多残疾、高龄人士的生活和工作能力因此获得较大提升。

生产要素决定竞争力。迈克·波特在1990年发表的《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可以助力本国企业强化国内竞争优势的因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的表现”,以及“企业的策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国际贸易竞争的视角来看,在数字化时代,土地、资本、劳动力依靠数字技术加持后转化为财富,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数字化能力是所有生产要素的催化剂,在相同的土地面积、劳动力人口和资本数额之下,经数字化后生产效率将会倍增,那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会相应提升。

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和高价值产业升级也是一种应对之策,是发达经济体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全球化布局的方法,但不适用于我国。一方面,我国仍有大量地区处于不发达水平,期待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引入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阶段。另一方面,初级加工制造产业也是一个国家完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缺失,会出现产业“空心化”。比如英国造船工业对其航母制造的支撑已经出现勉强维持的窘境。我国是当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工业体系完整的国家之一,这一点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GDP已难衡量国民生活水平,数字化成重要考量因素

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正当其时;从人民生活满意程度来看,建设数字化社会也势在必行。

《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世界已经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与之对应的‘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野村综合研究所观察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存在一个现象:GDP的增长已经长期停滞阶段,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在一项针对日本人生活质量变化的万人大调查中,以2010年为分界线,回答2010年后生活水平达到“上”和“中上”的受访者明显增加,但日本的薪酬水平在此期间却是有所降低的。调查数据显示,“通过网络可以更加便捷地消费”是上述受访者给出的原因。由此可见,仅以GDP和收入来衡量生活水平和满意度,已经不合时宜。

为何出现此种变化?在经济学中,有“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两个概念,“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总剩余”。“总剩余”对应商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消费者剩余”对应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差额,“生产者剩余”对应企业的利润。“消费者剩余”无法用GDP衡量,但决定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实际感受。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催生了大量免费和低价的服务和商品。在此之前,这些服务和商品需要以高价获得。

比如:共享经济下的共享单车。消费者不需要拥有商品的物权。由于不需要承担物品的成本,“消费者剩余”被最大化。再如:云服务和SaaS等,将固定成本转化为可变成本,降低生产总成本。

工业化时代的创新,主要通过生产工艺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进行大批量生产从而降低边际成本。数字化创新则颠覆性地将边际成本降低到趋近于零,与传统创新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这也是上文提出数字化能力是所有生产要素催化剂的原因。在工业时代,GDP就是生产规模的参考指标,因此生产效率和国民富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都可以由此衡量。数字时代,“消费者剩余”开始主导生活水平感受之时,GDP和生活水平的关联已经弱化。

伴随数字化进程加速,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人与人的关系、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都会有所变化。ChatGPT的横空出世在人工智能领域受到了极大关注。马斯克公布的人形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方面的突破让人印象深刻。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的应用等一系列迹象表明,一个全新的社会阶段已经近在眼前。在风暴的前夜,能否占据领先位置,事关未来几十年的国家发展,的确刻不容缓。(作者为野村综研数字化能力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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