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白皮书：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下的公司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重灾区”
股东资格的确认是审理其他与公司有关纠纷的前提。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往往源于股权权属形式上的记载登记与实质不符，原告请求确认恢复至实质状态。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未将股东名册及章程的记载作为唯一的设权标准，而承认了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优于形式要件，这使得“对内”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更加复杂、多样。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上海二中院”）近日发布《2016-2020年股东资格确认类案件审判白皮书》。
股权代持类占比最高
白皮书显示，上海二中院于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审结的股东资格确认类案件，去除管辖、执行、指令审理以及纯粹股权转让类纠纷，有效案件共计94件， 其中，一审案件1件，二审案件93件。从结案年份来看，2016年为14件，2017年为8件，2018年为42件，2019年为19件，2020年为11件。2018年出现峰值，2019年、2020年持续回落。
按照引起股东资格“名实分离”的原因进行分类，分为股权代持、冒名、企业改制、出增资、继承、让与担保六类，其中，股权代持47件，冒名16件，企业改制19件，出增资6件，继承4件，让与担保2件。
代持类案件作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主体，占50%。
冒名类指因自然人或公司的名义被他人冒用，并非公司的实际股东，占17.02%。
企业改制类案件占20.21%，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身份与股东资格的特殊关联，国有资产转让后发现未将标的股权纳入评估范围、未及时按规定办理股票的电子化确权手续等情形。
出增资类案件指股东因出资或者增资的决议效力问题，或者出资存在瑕疵引起股东资格的争议，占6.38%。
继承类案件是继承人对公司股东资格争议主张权利时引发的诉讼，占4.26%。
让与担保类案件仅有2件，占2.13%，但均于2020年结案，因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明确股东资格不属于债权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成为原股东反击债权人的诉讼策略。
关于自然人、企业作为原告的比例，自然人为63件，占67.02%，企业为31件，占32.98%。股权代持、冒名、继承、让与担保的原告为自然人的占比较高。
其中，在47件股权代持类案件中，原告为自然人的案件39件，占82.98%，自然人委托他人代持股权的比例，远高于企业委托他人代持股权。在16件冒名类案件中，原告为自然人的案件14件，占87.5%。
近半数公司注册资本低于100万元
白皮书显示，有限责任公司成为股东资格“名实分离”的多发地。
在94件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有限责任公司71件，股份有限公司4件（含商业银行1件），股份合作制企业17件，外商企业2件。在47件股权代持类案件中，有限责任公司42件，股份有限公司3件（含商业银行1件），外商企业2件。在16件冒名类案件中，均为有限责任公司，占比100%。
究其原因，上海二中院方面表示，“除自身基数大外，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强人合性、弱流动性等特点，天然地与股权代持、让与担保、冒名相契合。”
同时，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下的公司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重灾区”。
在94件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100万元以下案件达42件，超过100万元、500万元以下27件，超过500万元25件。在47件股权代持类案件中，100万元以下22件，超过100万元、500万元以下8件，超过500万元17件。在16件冒名类案件中，100万元以下11件，超过100万元、500万元以下3件，超过500万元2件。
不难看出，注册资本规模较大的公司，公司治理结构相对完善，股东与股权制度更为规范，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发生的比例较低。
争议股权比例集中于20%以下
中小股东成为引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易感源”。
在94件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争议股权比例在20%以下案件达47件；超过20%、40%以下18件；超过40%、60%以下16件；超过60%、80%以下5件；超过80%为8件。
在47件股权代持类案件中，争议股权比例在20%以下20件；超过20%、40%以下8件；超过40%、60%以下9件；超过60%、80%以下3件；超过80%为7件。
在16件冒名类案件中，争议股权比例在20%以下7件；超过20%、40%以下1件；超过40%、60%以下6件；超过60%、80%以下2件；超过80%为0件。
上海二中院方面认为，“控股股东在参与公司决策以及经营管理方面具备绝对优势，而中小股东在代持合意、行使权利以及其他股东态度等诸多环节上，一旦出现裂痕，将面临争夺股东资格的诉讼风险。”
如何防范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通过对近年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分析，白皮书中对于三类情况分别提出了具体建议：
首先，股东资格“名实分离”会对公司的组织性造成直接的冲击，而且股权本身系承载了人身性与财产性的复合性权利，更关乎公司债权人、实际股东债权人以及名义股东债权人等众多主体的利益，人民法院不鼓励股东资格“名实分离”。
上海二中院方面解释道，“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针对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或者为规避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禁止类或者限制类），当事人签订代持协议的，该协议存在被认定无效的风险。第二，实际股东需面临多重法律风险。包括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名义股东违反实际股东意志行使股东权利；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争夺公司控制权；名义股东的继承人对股权主张权利；名义股东对外负债时，股权被人民法院保全、强制执行等。第三，名义股东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比如，实际股东出资存在瑕疵时，公司债权人请求名义股东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公司债权人因名义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请求名义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成为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名义股东可能因作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而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等。”
对于当事人合意情形下避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海二中院方面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签订书面的代持协议。一方面，代持协议应对股东投票决策、红利分配、公司人员任命、证照保管使用、账户控制、新股认购、剩余财产分配、违约责任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以防因权利归属不明造成当事人在未来公司管理过程中产生矛盾、争夺公司控制权。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具备条件，可聘请专业人士拟制协议，邀请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对协议内容进行确认，并且由公证机关对协议进行公证。
第二，关于股权代持，实际股东应注重出资与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实际股东需保留出资凭证、出资证明书，由名义股东代缴出资的，实际股东向名义股东汇款时，可备注为“出资款”。同时，为方便实际股东行使权利，除书面代持协议外，实际股东可要求名义股东出具长期授权委托书，权限内容包括身份性与财产性全部股东权利。
第三，关于让与担保，当事人需要警惕公司作为债务人时的风险。对于原股东而言，其作为债务的担保人，而债权人却有能力直接控制债务人，增加了虚假诉讼的风险，加大了人民法院核实款项出借与归还情况的难度。对于债权人而言，在原股东主张让与担保，而债权人抗辩真实股权转让的案例中，有时取得股权并非债权人的最优选择。如公司存在破产风险的，债权人因缺乏对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了解，其真实股权转让的主张，实际上否定了自身债权人地位，因为股权已无价值，债权人无法获得清偿；相反，如债权人认可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让与担保关系，虽然股权作为担保已无价值，但债权人仍可以通过破产程序，使债权获得部分清偿。
对于防范因冒名行为引起股东资格纠纷的情况，上海二中院方面也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妥善保管身份证件，减少身份证件外借。如不慎遗失，及时补办，并且保留补办凭证。谨慎将身份证交给他人代办事宜，如确有必要的，作好他人代办事宜的记录，及时收回证件，并且留存他人代办事宜的相关凭证。
第二，发现“被冒名”后，应当及时主张权利。例如，公司负责人冒用员工的身份证件、让员工担任股东的，由于员工更有机会了解公司的股东人员构成，并且与公司存在经济往来，如员工长时间内未主张权利，存在被人民法院认定员工同意、追认或默认冒名的风险。
第三，除提起民事诉讼以外，可请求公司登记机关撤销登记。《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登记机关应将公司涉嫌冒名登记的情况（包括被冒名登记时间、具体登记事项、登记机关联系方式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45日。公示期内调查终结并作出调查结论的，终止公示。”公司登记机关在联系公司相关人员、登记代理人或利害关系人具备优势，是被冒名人保障自身权利的重要路径。
（文中图片由记者吴斯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