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竞合加速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张锐
李曦子 摄随着时间的脚步走进2022年，不少国家，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不约而同地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摆出了要大干一场的架势，并且不同于以前基建投资呈现出单一国家各自为战的碎片化现象，新一轮基建投资极有可能突破范围边界在全球采取大兵团协同会战的方式，相关成就也会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
拜登上任第一年抛出了一个总额高达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但由于国会山两党之间的互相缠斗致使该方案过去一年中一直处于务虚阶段，真正落地却推到了2022年。
从翻新或建设道路、桥梁、铁路、港口与公路，到更换升级管道和加固国家电网，再到扩充高速互联网与强化动车和清洁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几乎进行了系统性与网状型覆盖。当然，其中砸钱最多的是高速公路、道路和桥梁，耗资占到了总支出的1/10。
不考虑通胀因素，“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动用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金阵容，支出总额不仅远超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艾森豪威尔的州际公路计划，也超过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在国内铺展基建宏伟蓝图的同时，拜登对外还积极组局，挑头发起了一个名为“重建更美好世界”的全球基建计划，联合团队由号称“富人俱乐部”的G7成员国组成，目标是募资3万亿美元在世界各地优选与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联想到先前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推出的“蓝点网络”基础设施计划以及“美日数字基础设施倡议”和“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行动话题，拜登这一次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似乎要搞出化零为整与兵团作战的大动作。
没有等到美国拿出“重建更美好世界”的详细投资清单，欧盟已经提前开始布局，在名为“全球门户”计划的版图中，欧盟承诺计划募集3000亿欧元在全球进行针对数字化、健康、能源、气候等领域的基建投资，而且欧盟委员会以压倒性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一对外基建投资计划。
与此同时，“脱欧”后的英国更要在世界面前彰显自己的存在，其主导的30亿英镑的“清洁绿色倡议”选择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行绿色技术的特殊路径，计划以更环保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历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稳打稳扎且极富优先思维的中国同样释放出2022年要适度超前展开基建投资的清晰信号，在进一步改善高速铁路、高等级公路、城市管网以及桥梁与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同时，新一轮基建投资中国一方面会朝着补短板领域倾斜，比如城乡医疗卫生、公立教育、养老服务设施等都将成为投资发力的重点部位，另一方面，基建主攻方向将向着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绿色环保等轨道集结，而且所谓的“适度超前”并不只是投资计划的提前启动，更隐含着提高基建的技术标准，比如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等。
几大经济强体在基建赛道上整装待发，尤其是联想到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上持续深耕了8年多这一基本事实，国际舆论纷纷发出了美欧等联合展开的全球基建计划就是冲着要与中国进行竞争的声音，虽然美欧方面也或隐或现地表达出了类似的诉求，但即便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也并非完全是坏事。
按照20国集团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存在15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尤其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基建投资能力乏善可陈，同时新冠疫情也让全球基础设施的短缺矛盾更加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从静态还是动态看，包括中国、美国等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不具备满足全球基建投资需求的财务能力，但人多力量大，中国已在“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领域迈出了建设性步伐，如果有更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发达国家加入进来，大家在落后国家的基建部位群策群力，往高雅说是国际人道主义形象的尽显，往通俗讲也算是一件利在千秋的功德圆满之事。
必须强调的是，如同商品与服务市场一样，全球投资市场从来不是任何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天下，尤其是像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重资产领域，不仅所涉资金规模十分庞大，所涉及的上游原材料以及下游的维修管理服务等产业链也格外冗长，作为投资主体，各国以及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完全存在着资源与技术层面合作与互补的必要，而即便是各方可能存在局部竞争，但由于可以通过差异化求得最大程度的共赢，同时竞争的存在也会对参与方形成压力，倒逼各自提高原材料与产品供应以及工程建设的质量。
更全面地观察，主要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基建领域屯兵布阵，也并不完全是出于竞争的目的。由于原有的宽松货币政策进入2022年整体收敛已成定局，但经济复苏仍需持续性“空中加油”，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无疑成为了宽松货币政策效能边际递减状态下最好的替代工具。
对此需要重点强调的是，不同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可能导致“流动性陷阱”或者通货膨胀，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运用好了PPP、BOT等投资方式，还能在有效规避“挤出效应”的基础上形成“乘数效应”。不仅如此，宽松货币政策下的流动性泛滥既可能产生资产泡沫，同时因采取的是如打激素般的外部“输血”方式，更易形成经济肌体的虚胖，但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是长周期的资金布局与接续流入，最终营造出的是内生性增长动力，对应的经济肌体往往会更健康，发展动能也可更持久。
从理论上看，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落地重要标志或者说主要手段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形成对钢铁、水泥、机械设备以及配套管理服务等上下游产业链产品的直接拉力，构造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还能创造出医疗、教育、休闲娱乐以及养老设施等公共产品，带动与培植出更丰富的消费。而至关重要的是，5G、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还能牵引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水平与质量。
具体而言，按照凯恩斯的货币乘数理论，政府每支出1美元可产生1.5美元以上的GDP。因此，以3万亿美元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基建计划为例，若投资额度平均分解到未来10年中，年均投资规模为3000美元，相应的每年便可创造出4500亿美元的全球GDP。
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显著的溢出效应，当一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或者爬坡阶段时，决策者都会选择大规模基建的方式，如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启动了推行基础建设“以工代赈”的罗斯福新政；“二战”后美国经济提振与前行步履维艰，艾森豪威尔开启了高速公路建设的州际公路计划；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为稳定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抛出了总额为4万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作为抵御新冠肺炎覆压经济的有力举措，柬埔寨过去两年多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近万亿美元。从实际效果看，许多重要关口的基建投资不是起到了扭转经济颓势之效，就是发挥了维系经济增速之功，抑或是结成了改善社会福利与增加民众就业之果。
动态观察，并未消褪的新冠肺炎依然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多变数，各国经济的复苏基础也并不十分结实与稳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无论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还是以中国、俄罗斯等为主要阵营的新兴市场国家，2022年还将继续实现正增长，但增长幅度要显著小于2021年，而且也没有恢复到疫前的正常增长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当然需要寻找可以维系与巩固经济增长的全新与迭代动能，加码基础设施投资于是成为了寄托未来希望的核心选项。
《 国际金融报 》（ 2022年01月10日 第 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