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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到底是什么酒?

时间:2021-03-12 18:46:07 |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到底是什么酒?

李白他们的古代,一般人,尤其文人,是不喝我们现在这种白酒,也称为“臭酒”的。“臭酒”是两次以上蒸馏,消耗粮食的量很大,多是河工,也就是黄河防洪的服徭役者喝,或苦力喝,再有就是土匪,一是抵寒,二是消乏,三是壮胆。

李白若喝臭酒,什么诗也做不出来,只有昏醉。

——阿城《跟着感觉走?》(节选)

文/阿城

大概十年前了吧,流行过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不过,好像跟着感觉走了一阵子,又不跟着了,可能还是跟着钱走来得实在吧。这倒让我想起历来的读书人,好像只谈感觉的问题,而不太谈吃饭的问题。

谈,例如古人,也只是说“穷困潦倒”,穷困到什么地步?不知道。怎样一种潦倒?也不清楚。正史读到“荒年”、“大饥”,则知道一般百姓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这很明确,真是个活不下去的地步。

鲁迅写过一个孔乙己,底层读书人,怎样一种潦倒,算是让我们读来活生生的如同见到。还有《浮生六记》的夫妇俩,也很具体,当然历代不少笔记中也有小片段,遗憾在只是片段。

我在贵阳的时候,见到过一本很有趣的书,讲若上京赶考,则自贵阳出发时雇驴走多少钱,雇马走多少钱。第一天走到什么地方要停下来住店,多少钱,一路上的吃喝用度,都有所需银两细目。直到北京卢沟桥,当晚可住什么店,多少钱,第二天何时起身入城,在京城里可住哪些店或会馆在哪里,各多少钱,清清楚楚,体贴爽利。最有意思的是,说过娘子关时可住的一个店中有一位张寡妇,仅此一句,别无啰嗦。

我手上有一本四十年前陈存仁先生在香港写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常常闲来无事前后翻翻。陈存仁先生原是上海的一个医生,后来到香港还是行医,行医之余,写一些银元时代的生活的连载短文,慢慢集成一本书。书中对清末到抗战爆发这一段生活,记载甚详,包括一屉小笼包多少钱,什么地方的一席宴多少钱,什么菜。他编过一部有名的药典,抄写工多少钱,印刷多少钱。

他因行医的关系,与民国元老吴稚晖有交往,也被章太炎收为关门弟子。这些交往,陈先生写来细节饱满,人情流动,天生无文艺腔。有个事情如果不是陈先生全过程的叙述,我们会以为怎么可能发生?原来民国初建时的一大摊革命事务里,有一项是立法废除中医中药,陈先生张罗着到南京请愿,才将中医中药保留下来。《银元时代生活史》,陈存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我也是不长进,过于庸俗吧,很感兴趣这些细节。三十年前我去乡下插队,首先碰到的就是一日三餐的问题。初时还算有知青专款拨下去,可度得一时,后来问题就大了,不由得想到念书时灌到脑子里的古代诗人的三餐。

李白千古风流,可是他的基本生活是怎样的,看诗是知不道的。他二十五岁开始漫游,除了一年多在长安供奉翰林,一日三餐不成问题,其余,直到去世的三十五年中,都在漫游,每天具体的三顿饭,不必三顿,哪怕一天一顿好了,都是怎么解决的?诗中他常喝酒,酒虽然会醉人,但还是有营养的。有酒,起码就有一些下酒菜,可以抵挡一天没有问题。而且,古代的酒类是果酒,类似现在的“绍兴加饭”或“女儿红”,或者米酒,类似日本的SAKE,即清酒,可以喝得多而慢醉,只要不吐,就可以吸收成为热量。

李白他们的古代,一般人,尤其文人,是不喝我们现在这种白酒,也称为“臭酒”的。“臭酒”是两次以上蒸馏,消耗粮食的量很大,多是河工,也就是黄河防洪的服徭役者喝,或苦力喝,再有就是土匪,一是抵寒,二是消乏,三是壮胆。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喝臭酒,是清末至民初军阀时期兴起来的,说实在,酒品很低,虽然广告做得铺天盖地。

李白若喝臭酒,什么诗也做不出来,只有昏醉。张旭的酒后狂草,也是低度果酒的成果。武松喝的那过不了岗的三碗,是米酒类,稍烈一点,但危险一来,要能做汗出了,才好打虎。刘继卣年画连环画《武松打虎》

洋人的情况差不多。所谓酒神精神,是饮果酒,也就是葡萄酒后的精神。伏特加算最烈的了,离二锅头还差着一截,我去俄国、丹麦、瑞典,见他们常喝。寒带人多数人有忧郁症,这与阳光少有关,尤其长达半年的白夜,真是会令人忧郁至极,酒可以麻醉忧郁。到他们的地区,看他们的画,读他们的诗、小说,听他们的音乐,都是符合的,不符合的,反而是异国色彩。

我的一些朋友,有忧郁症的,模仿起寒带艺术来真的是像,说模仿不对,是投契。没有忧郁症的,就是模仿了,东西总是有点做作。前些年美术圈兴过一阵“魏斯”风,几年下来,我们看在眼里,心下明白谁是投契,谁是投机。

魏斯,是有忧郁的,忧郁得很老实,并老老实实地画自己的忧郁。美国有不少患忧郁症的人,极端的会自杀。医生有时不给他们开药,只是说,到热带去度个假吧。忧郁是因为起神经传导作用的去甲肾上腺素降低,吃些三环类的药就好了,只不过药效过后容易再犯,变成对药物产生依赖,于是容易更忧郁,所以还是度假的好。从报导上看,写《哥德巴赫猜想》的诗人徐迟的自杀,应该是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年轻时的徐迟(左)与戴望舒(右)

病症影响情绪,这是每个人都有体会的,不要说癌症了,就是一个伤风鼻子不通,也会使一些人痛感生活之无趣。欧洲艺术史上有所谓浪漫主义时期,察检下来,与彼时的肺结核病有关。

结核病的症状是午后低烧,苍白的脸颊上有低烧的红晕,眼球因为低烧而眼压增大,角膜也就绷紧发亮,情绪既低沉忧郁又亢奋,频咳。在没有电灯的时代,烛光使这样一副病容闪烁出异样的色彩,自有迷人处。萧邦是这样的艺术家的代表人物。那时肺结核可说是一种时髦病,得了是又幸又不幸。

我国在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里,肺结核的男女主角一个又一个,这股风气由欧洲传来,林琴南译的《茶花女》,风靡读书人,于是读书人做小说下笔也就肺结核起来。当时的读书人,觉得肺结核有时代感,健健康康的,成什么样子?其实中国小说早有一个肺结核的人物,就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那时还没有肺结核这个词,结核病统称“痨病”,但曹雪芹写林黛玉的症状很细,包括情绪症状,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林黛玉是结核美人。87版《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现在具有现代感的病是什么,前些年是癌症,由日本传来,弄得华语地区的电视连续剧,一集一集的总会拍到医院病房去,鲜花和闪电中,最后的隐情。其实最现代的是艾滋病,但是小说家编剧人好像还没拿捏好,嫌它有乱交的麻烦,再说吧。

我这么讲可能很不厚道,可是当时作家好像也不厚道,无病不成书。如果以病症为常识,来判断艺术的流派或个人的风格,其实是可以解魅和有更踏实的理解的。

电影《阿玛迪斯》对莫扎特的葬礼有一个暗示,就是丧葬工人泼洒了几锹石灰到尸袋上。莫扎特的音乐清朗澄明,不像病人所为,但说他被缠于债务,贫病交加,什么病呢?莫扎特难道是用音乐超拔自己的困境,包括病?

贝多芬则是先天性梅毒,导致盛年耳聋,而且梅毒引发狂躁与沮丧,当时还没有发明盘尼西林这种特效药,梅毒无疑就成了贝多芬不可抗拒的命运,例如他几次的恋爱都不可能结果为婚姻。我们知道了这一层,对他晚年的作品,例如弦乐四重奏,无疑听得出来剧痛与暂时缓解的交替,惊心动魄。我们知道,贝多芬拒绝用药,是他执着那些交替可以转换成音乐状态吗?舒曼不幸也是先天性梅毒,最后导致精神分裂,我们听他的晚期的作品,例如钢琴五重奏,明显的失误,无与伦比的魅力,同时在一起。

鲁迅患有肺结核,这也是他的死因。我们讲过了肺结核引起的情绪症状,“一个也不宽恕”的决绝,《野草》中的绝望,就多了一层原因。他晚年的文章几乎都很短,应该与体力有关。吴冠中作品《野草》

这并非说艺术由疾病造成,而是文思的情绪,经由疾病这个扩大器,使我们听到看到的有了很难望其项背的魅力。当然,也有人装疯卖傻,哄抬自己,一谈到价钱,疯还是疯,但是一点也不傻。只可怜不明就里者,学得很累,钱呢,花得很冤枉。跟着感觉走,不知道会走成什么样。

所以我们不妨来谈谈感觉或者情感。

你们肯定猜到我又要来谈常识了。不错,不谈常识谈什么?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是将复杂解为简单。当然,最简单的事也就是将明明简单的事搞得很复杂,我们可以从民生的角度原谅长篇大论的一点是,字多稿酬也就多了。

法国有个聪明人傅柯(通译为福柯),好像是他讲的,“知识也是一种权力”。对中国人来说,我们不需旁征博引,只要略想想科举时代的读书,就明白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还可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之,可有的多了。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常识也是一种知识,只是这种知识最能解构权力。五四时代讲的科学,现在看来都是常识,却能持续瓦解旧专制。过了半世纪,有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一句有关常识的话,因为之前,实在是一点常识都没有了。

不过常识这个东西也有它的陷阱。常识是我们常说的智商的基础,智商这个词我们知道是由IQ翻译而来。我们还有一个由日文汉字形词而来的“知识”,当年曾用过“智识”。我觉得还是“智识”好,因为“智”和“识”是同类的,“知”,如果是“格物致知”的那个知还好,否则只是“知道”。

八十年代初兴过一阵智力竞赛,类似“秦始皇是哪一年统一中国的”这种题铺天盖地,有些单位举办这种竞赛,甚至影响到职工福利的分配。但这是“知道竞赛”,我不知道的,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了,很简单的事。智力是什么?是对关系的判断。你告诉我秦始皇是怎么一回事,中国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况,问“秦始皇会怎样做?”这才是智力所在。中国有个说法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了了是五岁识得一千字,大未必佳是上大学了还不会洗脚。我在台湾听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先生讲,如果在家里没有做过家务,例如洗碗,成绩再好,我也不收他做化学博士研究生。2003年央视竞赛类节目《金苹果》

IQ是Intelligence Quotient的缩写,它在西方行之有年,传到中国,也用来测之有年。不过,这个IQ是大有问题的。

IQ是指,智力年龄÷实足年龄×100之后的那个值。这个值若是120以上,算“聪明”,不足80的,是“愚蠢”,而且永远就是这样的,变不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了了是IQ绝对120以上,但是,大未必佳,也许会低于80很多。我们几乎人人都有这种身边的例子,小时的玩伴一直到大学毕业的同学,聪明,老师宠爱,亲友赞不绝口,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当初被讥为“傻蛋”、“呆瓜”、“蠢猪”的孩子,留级生,常补课的,三脚踢不出个屁的,反而有出息得多。

最有意思的是高材生们还在咀嚼当年的豪言壮语,智力低下到竟还没有明白那些目标既非豪也不壮,只是一点学生腔罢了。最令我惊异的是,我在美国遇到不少从中国来攻读学位的,也是如此。“美国”这个词,也是一种魅,好像它等同IQ。因为中国人出国还非易事,这种魅还不易除,不过这些年来开始渐渐明朗了。

我有一次在聚会时说:“所谓好学生是一个问题只知道标准答案的人。”你如果明白一个问题有两种以上的答案,好,你苦了,考试一定难及格。事后才知道,这个意思结结实实得罪了一些人,这是我活该,因为我也把“好学生”表达为一种答案的形式了,可见我的IQ确实不到80,也就是愚蠢。这个岁数还这样,改也难了。

IQ的问题,在其计算公式的产生地也越来越遭到质疑,所以近十年来,EQ的重要性很快地超过IQ的重要性。

EQ是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意思,译为情商,不过时髦的人直称EQ,似乎用汉语说“情商”,有IQ不足的嫌疑。

……

我们的社会,强调了知识,强调了知识经济,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EQ,“人”将不“人”,“社会”将不“社会”。“劳动创造了人类”,这个“劳动”如果讲的是工具使用,促使IQ不断发展,是有问题的。我看这个“劳动”应该解为劳动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不断成熟的社会关系,它的成熟,是由人类的前额叶与杏仁核的互相平衡造成。我们的前额叶里都是一些什么软件?我们有怎样的行为被孩子的杏仁核记忆为情绪?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仁”,我们意识到那是个EQ的里程碑吗?孔子的教材里当然有彼时的IQ成果,但他的弟子们在《论语》里,记载的都是老师的EQ啊,那里面有迫切的情绪焦虑。两千多年后的子孙没有了自己环境中的EQ问题吗?一个富足但是EQ低下的社会,是个可怕的社会吧?EQ是不是较IQ来得重要而且迫切呢?

你如果说我既然用一种知识的形式讲出以上,所以是一种IQ,所以IQ比EQ重要而且迫切,我当然只好闭嘴,去讲EQ对艺术的重要了,不过,那是下一个题目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 墨西哥城

本文节选自《常识与通识》

作者: 阿城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汉唐阳光

副标题: 阿城文集之五

出版年: 2016-3-1编辑 | 芬尼根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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