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释放国内消费潜力需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中国作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以世界罕见的速度控制住疫情并迅速实现经济恢复，且GDP规模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取得如此历史性成绩相当不易。”1月18日，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刘锋看来，中国除了表现出经济强大的韧性之外，在经济恢复过程中亦凸显出强大的消费能力及潜力。相较其他领域，消费增长仍然具有较大潜力。消费提升需具备能消费、敢消费、易消费这三大基本条件。
更好提升国民消费预期
在全球经济规模萎缩的情况下，2020年中国经济实现正向增长，难能可贵。刘锋认为，下一阶段，考虑到人均GDP需持续迈向新台阶，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
相较其他领域，消费增长仍然具有较大潜力。在刘锋看来，消费提升需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能消费，增加国民收入空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当前我国消费收入增长，大多是转移性质。老百姓的收入普遍提升，这是消费的前提和条件。这块还需要做好一些基础性制度改革。
二是敢消费，提升国民消费预期。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现状，部分来源于国民对未来预期安全感的缺乏。政府需提高政策的稳定性预期，将惠民利民工程落至实处，增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国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三是易消费，创造国民消费便利。政府应为大众消费创造更多场地机会，以及提升国民消费的便捷性。无论是投资股票，亦或是买房购车，跨期、长期消费皆需要便利的消费条件，进而更好地激发消费意愿。另外，政府还需提升市场治理效能，保护好消费者、投资者的利益。
“历史再次给了中国机会，也就中国还有这样一个机会。”刘锋说，假以时日，未来五到十年，包括财富管理市场会有很大的潜力，将会实现成倍增长。
过往外循环激励需重新审视
2021年是中国“入世”20周年，提振内需也迎来新的思考。刘锋表示，中国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提参与国际大循环，之后加入了WTO开始以外循环为主，创汇动力非常足。“双循环”战略的提出，则表明将加大国内需求的重塑和提升。
中国的发展一直对国内需求是忽视的。在刘锋看来，“我特别看好中国未来的潜力，庞大的消费群体，现在国内消费是受抑制的”。
新发展格局下，刘锋认为，无需将内外循环对立起来，而是应主动打通通道。过去20年，以外循环为主，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以往的政策法规、激励措施需要重新做好梳理与检讨。
“不少中国企业已具备国际竞争力，无需单纯复制或补贴，而是应让其尽量参与国际竞争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能力亦需得到相应提升，如人民币国际化等。”刘锋分析称，部分抑制国内消费、为出口创造条件的政策，需要重新审视及调整。另外，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仍需加强，进而更好地释放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资本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十四五”重要开局时期，我国资本市场可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刘锋表示：“参照国外经验，诸多高科技公司皆是通过资本市场而非银行体系培养出来。作为直接融资体系，资本市场本质可实现风险共担，融资更为高效。同时，在运行有效的淘汰机制下，市场加快优胜劣汰过程，资源就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企业便可获取更多展业资本。”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在刘锋看来，中国经济体量当前达到美国三分之二左右，但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却相差3至5倍左右。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同时，中国还需提升资本市场的监管能力、市场运作能力、上市公司进退管理能力等，做好基础性制度建设。
“注册制真正实现落地的前提，需要顺畅的优胜劣汰机制，也就是退市制度的顶层设计、配套规则、实践执行等多方面的完善。”刘锋告诉记者。
慎谈货币政策激进转向
据刘锋介绍，央行自2020年二季度起适时停止继续降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开始逐步收敛。去年三季度期间，央行开始慎重思考未来面向常态化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节奏与力度，重视稳定宏观杠杆率、“把好货币总闸门”、持续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等再度成为货币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关键词。
未来中国经济恢复性增长的经济政策取向将如何？“为了应对大疫之年全球经济停顿与收缩的现状，货币金融政策应着眼于2021年常态化经济恢复性增长进行前瞻布局。”刘锋强调。
刘锋预计，2021年国内经济将持续稳定恢复，如无意外，主要经济指标将逐月回升，叠加低基数效应，至少在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将会大概率实现中高速增长。
“当前经济恢复基础并没有到需要担忧经济过热的地步，因此，宜慎谈货币政策激进转向或收紧。”在刘锋看来，若2021年经济继续恢复性增长，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适度而非过度收紧，流动性合理充裕，更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金融风险防范和杠杆率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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