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2020年12月31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获批上市，这一天距离2020年1月19日国药集团正式启动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工作已经过去了347天。
347天完成一款疫苗从立项到上市，这对于通常研发周期为8~10年的疫苗行业而言堪称神速。然而要把数年内所有必要的研发工作和步骤一个不少的压缩到347天内完成，这当中的每一天似乎又很漫长。
“我们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企业，但这一次，我们经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事情我们都是第一次面对”，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国药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仅仅是三期临床试验这最后一步，中国的疫苗研发人员就必须走出国门，首次到国外去对一种全新的疫苗开展大范围临床试验工作，而且是在多个国家同时开展。为了能够完成疫苗上市前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国药集团与全球50多个国家展开协商和谈判，试图说服它们相信、接受这款中国的新冠疫苗，在举行了两百多场会面和视频会议后，最终与十多个国家达成协议，促成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海外三期临床试验顺利开展。
谈起347天艰难的疫苗研发之路，杨晓明表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一切既是为了民众的健康，也是履行自身的责任，“我们是央企啊，这一次疫情这么严重，央企做不出来，我们没法向国家和人民交代，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来，无论花费多少代价！”
然而，即便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最终拿出了一张超过预期的优秀“成绩单”,围绕这款新冠灭活疫苗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依旧存在。“这当中有民众对我们更高的期望，也有欠缺科学知识的解读，”杨晓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国药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
一，“有效率86% 由第三方审评，也是真实有效的”
环球时报：阿联酋，巴林两国先后批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在本国上市，并公布了对125个不同国籍，七万余名接种志愿者开展三期临床试验的揭盲数据，数据显示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为86%。该数据公布之后，一些西方媒体提出了有倾向性的质疑。指责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相关试验数据不透明，并捏造称阿联酋和巴林两国是迫于中方压力才批准疫苗紧急上市。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杨晓明：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与国外一些公司单方面宣布自己研发疫苗的试验数据不同的是，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相关数据都是由参与三期临床试验的相关国家药监局部门经过审核以后公布的，中国生物并不参与疫苗试验数据的评估和审核过程。
无论是之前先期批准疫苗上市的阿联酋、巴林，还是其他一些三期临床试验参与国，他们都有自己评估、审核流程，这些参与国的药品监管部门先是根据我们提供的。在中国国内开展的疫苗一二期临床试验数据，证明了我们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才批准我们在他们国内开展三期临床试验。
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阿联酋三期临床试验接种现场
而三期临床试验也是由参与国的临床试验委员会组织开展，采用随机、双盲对照的方式为志愿者分别注射疫苗与安慰剂，疫苗试验接种也是由参与国的医院，医生，护士来完成。三期临床试验揭盲之后，会有参与国的病例认定委员会去认定试验病例的有效性。在病例认定之后，再由独立的专门数据委员会组织统计学的专家进行数据统计，以上委员会和工作均属于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在拿到相关试验数据以后，会有专门的第三方机构、CRO公司将数据提交给参与国的药品监管机构，每个参与国再根据本国自己的药品上市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审核、评估，最终决定是否批准紧急使用或者上市。
所以，参与国所得出的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为86%的数据也是经过科学的统计分析得出的。12月初提交给阿联酋审批的86%保护效力和12月底提交给中国药监审批机构的79.34%保护效力数据都是真实有效的。我们的新冠疫苗海外三期临床入组了6万余名接种年龄在18-60岁之间的志愿者，共涵盖了125个国籍，覆盖人群及其所属国别量均创全球第一，所得数据不仅公开透明，而且客观真实。事实上，此次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之所以选择去海外做三期临床试验，主要是因为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已不具备开展三期临床试验所需的疫区或流行病学条件。经过对三期试验数据评估，疫苗能够顺利、高效地在阿联酋、巴林等参与国获批上市，这说明我们的新冠灭活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12月30日，我们公布了国家药监局审评认定的中国生物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数据，数据显示三期临床试验期中分析保护率为79.34%，这个数据与阿联酋、巴林批准我们疫苗注册上市时公布的86%数据有差异。其原因也就在于我们的新冠灭活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是在全球多个国家开展的多中心临床试验，每个国家在病例诊断标准、流程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所得到的最终判例结果会不一样，所以才会出现我们审评出来的多国综合数据，与阿联酋、巴林两国之前评估的保护率数据之间出现差异的情况。但这两个数据都是真实有效的。
目前，许多国家提出了采购我们新冠灭活疫苗的意向，也是基于国药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临床前研究、一二期临床数据和三期临床试验中期研究取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其中也有一些西方国家，随着我们的疫苗在国内批准上市，以及所有数据在国际同行的杂志上进行发表，陆陆续续就会与我们签约。我们的疫苗能够不断获得其他国家认可，就是因为研发过程严格遵照科学规范原则，所有数据都是各个研究阶段客观真实的反映和呈现。
二，“各项数据均好于预期”
环球时报：目前所取得的三期临床试验揭盲数据是否符合我们最初开展疫苗研发时的预期？
杨晓明：应该说目前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们最初研发设计时的预期要好。
首先是疫苗的安全性，从我们观察的一、二、三期临床试验数据来说，我们新冠灭活疫苗产生的总不良反应率低于我们最初的预估，远低于一般疫苗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一些已经广泛应用的疫苗，其全身综合的不良反应率高达60%~70%，甚至于70%~80%的都有，但科学界和民众也是普遍接受的。
事实上许多我们以前接种过的疫苗都有不良反应的存在，例如天花疫苗，它需要在接种者胳膊上画一个“井”字，接种部位会溃烂，溃烂之后会结疤，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的肩膀上都有一个疤，这个疤其实就是接种疫苗后的副反应。接种天花疫苗后，接种部位红肿到一定的直径以上，就是中重度不良反应，如果产生溃烂，这就是严重的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基本是百分之百，但我们还是必须接种，因为天花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病死率将近30%，这是很高的病死率，但权衡收益风险利弊，相较而言，天花疫苗如此之高的不良反应率是可以接受的。这一次的新冠疫情，病死率很高，影响范围很大，目前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去衡量不良反应率为多少大家能够普遍接受。这种新疫苗的各种反应目前仍然在观察研究中，这是一个动态的数值。
所以，对于新冠疫苗的安全性问题，我认为应该科学的看待。注射疫苗之后产生的一些全身或局部的不良反应，像发烧、肌肉酸痛、恶心、头痛等全身不良反应，以及接种注射部位产生的疼痛、红肿等局部不良反应，依据工艺技术路线的不同会有差异。不良反应它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们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目前接种的所有志愿者中尚未出现一例重度不良反应，所产生的不良反应多为轻度，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也为接种部位的局部疼痛。但就新冠灭活疫苗这种新研发的疫苗而言，其显示出的安全性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安全性问题还是需要结合疫情的严重程度去平衡疫苗接种的收益和风险，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从疫苗的有效性来说，它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接种疫苗后的血清阳转率和中和抗体的增长值，这个数据是评价反应疫苗有效性的关键指标，抗体水平高，阳转率高，反应疫苗的保护水平好。这两个数据都是好于预期的。我们一二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接种疫苗后血清阳转率已达100%，三期临床试验的血清转化率，我们现在还在持续测定，目前测定结果也都是好于预期的。
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接种疫苗后对抗病毒感染的保护率。不论是国家药监局审评认定的79.34%的保护率，还是阿联酋此前公布的86%的保护率，这都好于我们的预期，也好于普通的疫苗上市标准。一般情况下，疫苗评估上市需要保护率大于70%，但是这次新冠疫情很重，死亡数高，影响范围很大，世界卫生组织认为50%以上的保护率就可以接受，所以不论是比起世卫组织50%的标准，还是一般情况下疫苗的保护率70%的标准，我们的新冠灭活疫苗的保护率已经相当于是“优等生”了。
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
环球时报：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预估的保护期限多长？
杨晓明：从科学角度而言，现在谈疫苗保护期限其实为时尚早，我本人最早就以志愿者身份接种了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而我们最早的一批志愿者是在2020年3月份接种的疫苗，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的时间了，目前，跟踪随访检测显示抗体数据依然良好，之前我们有过一次接种6个月左右的抗体检测数据显示，抗体水平保护期在半年没有问题。再长的疫苗保护期科学数据还要持续观察才能得出。我们预估的疫苗保护期限，从以往研发灭活疫苗的经验来说，一年到三年之间，更多的数据还有待持续观察。
三，“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环球时报：辉瑞公司与Moderna公司声称其mRNA疫苗有效保护率分别为95%和94.5%，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数据？此前，西方媒体有一些比较mRNA技术路径疫苗和灭活疫苗优劣的文章称，相较于传统的灭活疫苗，mRNA疫苗大量制备更快也更容易，保护期限更长，而且应对病毒变异的能力更强，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声音？
杨晓明：辉瑞与Moderna两家公司公布有效率数据我也看到了，我尊重他们公布的数据，但是数据背后详细评估的情况，我不太了解。
所谓mRNA疫苗大量制备更快也更容易的说法，我这里可以透露一个大致的数据。在mRNA新冠疫苗一针未打的时候，我们的新冠灭活疫苗已经为上百万人提供了紧急接种，并且已经有几千万支疫苗在仓库中等待上市。此前，脊髓灰质炎、狂犬病病、手足口病、出血热、百日咳等许多传染病的消灭和有效控制都是大批使用灭活疫苗的结果。我们已经具备短期内大批量生产灭活疫苗的能力，我们目前在北京生产基地设计年产能为1.2亿剂，此外，我们正在扩大产能，目标是明年的年产能达到十亿剂次以上。相比而言，辉瑞对外宣称明年的新冠疫苗产量努力超过13亿剂。Moderna预计明年产量将达到5亿至10亿剂，在产能上，我们与它们水平相当。
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
而mRNA疫苗比灭活疫苗保护期限更长的说法，这也只是一种理论的推测。我们最早的接种者是2020年3月23日打了第一针新冠灭活疫苗，目前已测得接种6个月后的数据，显示依旧拥有很好的抗体，接种后8个月的数据还在科学测定。mRNA疫苗目前也没有接种8个月之后的数据，所以这种推测目前缺乏科学依据。
最后就是应对病毒变异的能力，mRNA疫苗是按照病毒基因序列去研发的，灭活疫苗是按照全病毒去研发的，相对而言，灭活疫苗的抗原应该更加更完整。如果说新冠病毒产生变异，基因都变了，mRNA疫苗也一样需要做针对性的改变，假如新冠病毒变异到灭活疫苗不起作用，那么其他疫苗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应该说在面对病毒变异这一问题上，两种疫苗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mRNA疫苗作为一种新技术路线的疫苗，从创新角度而言，是第一次用于制造人用疫苗，我们也期待它能有好的应用数据。我们鼓励科技创新，因为许多人类尚未解决的传染病，比如说艾滋病，到目前为止无论哪种技术路线的疫苗都没有成功过，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但创新的过程中会有许多未知的东西需要科学去回答，会有相应的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辉瑞的mRNA疫苗之所以需要在-70度的条件下保存，这就是因为疫苗的稳定性问题尚待解决，它们的疫苗在零下-70度条件下储运，能维持6个月稳定，2-8°C的环境下只能稳定5天。只有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它们疫苗的稳定性才不足以影响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但是这种特殊的储存条件对全球许多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非常有挑战，这势必就会带来疫苗运输成本的增加和不便利，最终就会反映在疫苗的价格上和大面积快速推广使用上。
中国生物疫苗研发史已达百年，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为中国14亿人口和部分国家供应了五六十种不同技术路线的各类成熟疫苗，而这一次，我们选择灭活技术路线去研发新冠疫苗，这是经过深思熟虑，针对安全、有效、速度、产量、科学与规划等方方面面因素多方权衡的。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形势紧迫，我们当然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研发出成功率最高的疫苗，而灭活疫苗作为一种经典技术的疫苗，它的工艺更加可靠，而且我们有此前研发灭活疫苗的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我们研发的五六十种已经上市的疫苗中，灭活技术路线占了其中的2/3。另外，即便是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也与几十年前的灭活疫苗工艺有了质的不同，从细胞培养方法、培养基、载体、培养容器、纯化介质和工艺、质量检测方法和质控指标等系统性地提升了灭活疫苗的科技含量。由此，我们研发的IPV、EV71等疫苗在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有好的表现。考虑到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并且要确保研发出来能够大量生产，质量可控，价格可及，方便实用，我们选择更有把握的灭活路线去研发疫苗，从已经获得的各种数据看，也显示出了灭活疫苗的优势。我们目前也在做基因蛋白重组新冠疫苗和其他一些载体的新冠疫苗。
事实上，不同技术路线疫苗并不存在孰优孰劣，我们应该科学的看待这个问题。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哪一种技术路线对控制疫情来说都是需要的，每一种技术路线，既然存在，它一定有存在的充分理由，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能够把疫情防控住，为全人类提供安全、有效、可及的新冠疫苗，只有实现这些目标的疫苗才是好疫苗。在这个问题上，我主张“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四，“全民免疫需接种9亿人以上，这是个巨大挑战”
环球时报：想要实现全民免疫我们需要接种多少人？大面积接种所需的疫苗储存、运输、分发等保障设施是否准备完善？
杨晓明：这次的新冠病毒传播力这么强，且不受人群、年龄、性别、地域的限制，理论上为阻断这种传染病接种人群最少要达到总人口的2/3以上才能形成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我们国家有14亿人，所以理论上讲需要接种9亿人以上才能形成群体免疫。
如此大面积的疫苗接种，这对我们的保障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应该说我们国家供应疫苗的冷链运输是非常完善的，最近这几年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也比较大，而且监管也比较严格，特别是去年《疫苗管理法》颁布实施以来，这个供应系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能有效保障每年大约7亿剂各类疫苗高效有序的分发到全国25万个左右的接种点，而且我们的新冠灭活疫苗所采用的分发渠道和保存条件是一个标准，就是新冠疫苗的冷链储存，分发运输环节和普通疫苗一样，仅需要2~8度的环境即可，没有什么特殊，苛刻的要求。我们现在可以用普通疫苗的冷链运输去供应新冠灭活疫苗，疫苗的冷链储运条件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国情，大大降低了储运的要求，所以说新冠灭活疫苗的冷链运输环节应该能够得到保证。
但这里也有缺陷，就是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比如说中西部地区和北上广等沿海发达地区比起来，它们对于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有一定的缺口，这方面可能还需要加强。
此外，我们国家目前每年生产供应使用的疫苗大概在在7亿剂左右，我们全年的疫苗接种量就这么多，但是这次需要接种的新冠疫苗数量太大，刚才说到14亿人要实现群体免疫就需要给9亿多人提供疫苗接种，而我们的新冠灭活疫苗一人需要接种两剂次才能实现免疫，这等于是在短时间要接种18亿剂，这就是原先年接种量的3倍左右，除了保障疫苗供应外，如何及时分发、组织接种等，这对我们的接种工作是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此前创下的短期接种记录是2010年用十天时间接种了1.3亿剂麻疹，这一次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接种如此大量的疫苗，放眼全球任何国家这都是绝无仅有的，这对我们国家的疫苗接种体系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需要我们全方位仔细准备才行。
现在出现了许多进口商品的冷链包装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的案例，出现了物传人的现象，这就说明进口商品冷链运输环节已经成为了一条潜在的传播链，为了阻断这条传播链，相关从业人员应该要优先接种，这样对其他人群也是一种保护。同样的，像医护人员，隔离区的服务人员，边境口岸安检人员，航空、交通运输等岗位人员他们都属于高风险人群，应该尽早接种，尽可能广泛接种，从而形成局部免疫屏障，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有效阻断传染源，阻断传播。
五，“我们没有省略任何一个步骤”
环球时报：西方媒体此前对中国的新冠灭活疫苗在上市前开启的紧急接种提出质疑，称中国的新冠灭活疫苗在三期临床试验尚未结束的的情况下就为民众提供紧急接种的做法“非传统”,称这是为了争夺全球第一而挑战极限，并暗示中国的药品、疫苗监管体系“有问题”，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杨晓明：迄今为止，我们按照联防联控机制、依据《疫苗管理法》（第20条）、依据药品上市监管的相关要求和统一部署，在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为涉及感染新冠风险较高的部分行业一百多万人提供了紧急接种，目前效果非常好，紧急接种者中无一人出现不良反应，且通过平行对照数据，接种者中前往海外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数万人中无一人感染，这充分证明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临床前、一二期临床研究的安全、有效性数据为依据，以收益大于风险的原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这是为保护高风险人群的主动作为，与争不争第一没有丝毫关系。
目前开放的紧急接种具体面向的是高风险暴露人群，比如进口商品冷链运输从业者，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去往疫情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人员、外派员工，中资企业“一带一路”建设人员等，紧急接种过程也是严格登记、限定范围，严谨、规范、有序地开展。后来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府开始“抄作业”，也开始批准疫苗的紧急使用，这种声音渐渐就消失了，为什么他们批准紧急使用就可以，我们批准紧急使用他们就不认可，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
应该说我们国家的药监局对于疫苗或者药品上市的评估监管历来都是十分严格的，我们的疫苗上市必须严格遵循我们的药品管理法和疫苗管理法，是依法依规进行的，特别在专业评估方面，它要依据科学的数据，按要求严格走完预定的流程程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对疫苗问题的关注度更高，起初有声音认为，通常研制一款疫苗从立项到上市需要8~10年时间，我们不到一年就研制出新冠灭活疫苗，这是不是太快了。后来，当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纷纷上市，而我们迟迟没有上市，又有声音认为我们是不是太慢了，其实无论“快”或“慢”，我们都是在严格按照科学流程和法律法规开展各种试验研究，评估、申报、分析，确保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没有为了求快而省略任何一个步骤。比如说动物实验环节，我们在疫苗研发过程中设计了七种动物的模型，仅仅是猴子，我们就做了两种，小老鼠做了三种，每种试验都是按照药监局的规范严格实施的。国外的一些疫苗就没有设计动物模型，开展动物实验，他们的监管部门认为这样也可以，就批准免除动物试验，直接就开展了人体实验，你能说它不科学吗？反过来说，你能说它比我们更严格吗?
从最初方案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严格按照自己的疫苗监管体系去推动疫苗的研发。每一步要经得起科学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疫情的检验，我们是全球首支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的新冠灭活疫苗，但我们没有刻意去争“全球首支获批上市的新冠疫苗”的“头衔”，我们始终处于疫苗研发的全球第一方阵，但从来都没有为争夺第一抢跑和冒进。
来源：环球时报新媒体/樊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