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冒犯的艺术，谁的同谋？——评宋拓《校花》撤展事件
是当代艺术的光环和边界性保护了《校花》等作品的伤害举动，而非作品挑战了艺术或道德的边界——那些作品连道德和艺术的及格线都没有过。
6月17日，OCAT上海馆展览“环形撞击：录像二十一”中宋拓的作品《校花》引发热议。在视频中，艺术家未经同意拍摄了数千名校园女大学生并根据外貌给她们排名。有人呼吁网友“通过发声”向美术馆施压“撤销相关素材”，并要求艺术家与美术馆向被偷拍的女生和公众道歉。一个晚上，无数网友在OCAT上海馆的官方微博上留言投诉，机构于当晚凌晨发出道歉声明撤下作品。
四年前，我在北京泰康空间第一次看《校花》时也深感冒犯，作品立即让我回忆起中学同班男生根据身材和相貌给正在经历青春期身体变化的女生们分档归类（这两天与朋友谈起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当时用的字母归类法来自日本AV界）。《校花》除了侵犯了视频中的人，迎合了社会普遍的仇女氛围，也会对人造成切切实实的伤害。在校园内外因相貌而被评论乃至羞辱是大部分女性有过的真实经历，很可能有人因这个作品而触发创伤。除了性别方面，第二点冒犯我的，是这个庸俗虚无的作品竟可以获得艺术行业认可，被策展人选择并且一遍又一遍展出。《校花》代表了当代艺术中极其难堪的一种创作方式：作品里的行为在真实生活中糟糕和无聊，只是因为是“艺术作品”，一个糟糕和无聊的行为突然变得“有意义”——很多艺术从业者在OCAT事件之后认为这件作品包含了讽刺和表演性，认为被冒犯的人才是不包容的、缺乏幽默感的。如果我们再看一遍作品，所谓“意义”并不是通过创造力或者任何对艺术语言的思考来构建的：《校花》中没有一点点艺术性的转化，只是通过一个男性给很多女性排名相貌，展示了一个男性给很多女性排名相貌——一件每天都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无数次的事。以玩味地演绎现实来回应现实的创作有很多，我经常被这样的作品打动，但是在《校花》里，我看不到任何的讽刺和表演性，也没有看到艺术的才能。
《校花》自概念主义成为大部分艺术创作的基础起，艺术家对自己作品握有全部解释权，这是一种魔力，艺术家用这种魔力打破我们的认知惯性，对这个世界的审美秩序进行改造甚至重组，创作出丰富而美妙的作品。另一方面，这种魔力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即在作品中自我合法化的权力，任何一件概念艺术作品之所以成立都建立在这个特权上。然而，在《校花》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中，艺术家所做的仅仅是彰显这种权力，用艺术作品与生俱来的“有意义”来为作品中的无意义加持，除此之外毫无建树。实际上这样做完全多此一举，因为艺术家的身份已经为你获得了先在的话语权，再用作品去彰显权力是彻底的重复、无聊和滥用。
除了“意义自赋”的艺术史遗产以外，这件作品在受到公众反对后依旧有艺术界成员为其辩护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艺术生态对一种无立场的玩世不恭的追捧。古往今来，很多重要的艺术成就确实建立在反叛之上，艺术家是那个敢于挑衅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道德秩序的人，他们带着明确的批判和立场去冒犯规则制定者和既得益群体。然而在这里，长期以来密不透风的文化管制导致人们的价值判断失去基本的坐标，用作品去挑战既有秩序也变得越来越难。无法冒犯权威，只能冒犯自身周遭，尤其是那些好欺负的；加上去政治化的市场的崛起，以及错位的全球化语境嫁接，“认真你就输了”这种犬儒主义态度反而成为了某种反抗精神的代表。艺术界的反应也和整个社会越来越普遍的怀疑论和反智倾向有所呼应，很多人误将冒犯和批判划上等号，将不区分对象的恶作剧与表达自由混淆，甚至荒唐地认为冒犯弱者、冒犯要求正义的人即是对政治正确的挑衅，也因而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成为了同谋。
因此，我们震惊地看过无端端打人的作品，公然仇视、物化或性化妇女的作品、有性骚扰倾向的空间装置作品，这些创作有的只是为挑衅而挑衅，有的来自对于不平等甚至压迫性的性别现状的无知和漠视。虽然类似作品的数量比例在慢慢减少，但是艺术圈的平等意识滞后使得它们依旧流通无阻。宋拓这件作品创作于2013年，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一个新锐艺术家群展中首次展出，当时展览也接到观众投诉，艺术界没有反应，以至于8年后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声讨。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说，此次事件同时体现了中国大陆这几年间“女性主义视角的转变和美术馆地位的演化”；世界在变化，而当代艺术行业在话语权的自我沉迷中累积起来的保守态势在此次事件中暴露无遗，这种保守也正是这次事件发生的根源。
艺术行业内外的另一则关注点在于美术馆的处理方式，以及OCAT上海馆撤下作品的举动是否构成审查。美术馆因展出作品冒犯了一部分公众而遭到投诉的事件近几年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这首先是因为我们逐渐能够辨识并监督公共文化机构所具有的权力和责任，其次才当矫枉过正时，才进入“政治正确”的讨论范畴。因此，一种非黑即白的对“审查”的评判方式不再适用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需要我们更加耐心地去辨析。因为每当遭遇相关事件，美术馆的反应将关系到它如何协调、试探，甚至重新定义艺术的公共性，以及当代艺术如何适应变化的公共领域。
在这里我列举一个更加复杂的案例以便于我们厘清一些伦理关系。去年6月，美国克利夫兰当代艺术馆（moCa）在开展前几个月取消了艺术家Shaun Leonardo的展览。Shaun Leonardo向来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思警察及其他国家机构的结构性暴力，这个展览亦关于此。但是，展览中有几件作品是用绘图还原近年来黑人遭受警察暴力的致命案件，其中包括了克利夫兰12岁少年Tamir Rice 2014年被警察杀害时的公园。该作品触发了受害者家属丧失亲人的伤痛，Tamir的母亲Samaria Rice要求艺术家终止展出这些作品，认为对自己儿子的艺术表现不应该被定格在他生命最后的、被残暴谋杀的时刻，相关本地社群也向美术馆发出了抗议。
Shaun Leonardo, Eric Garner (Drawing 1-6), charcoal on paper, 8.5'' x 11'' each, 2015
展览被取消后，艺术家发表声明谴责美术馆的“审查”行为，并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获得加入到展览外沿事务的机会，因此未能围绕展览发起社区参与。”他认为美术馆没能为作品获得更好的理解创造条件，使他与相关社群直接沟通，排除不必要的误解并澄清作品的意图，而是草率地选择直接取消；他称这种处理方式为“机构化的白种人脆弱”（institutional white fragility）。美术馆后来为失败的沟通向艺术家道歉，掌舵了23年的馆长也因此辞职。
艺术机构是一个决策主体，在制定展览计划时是，在撤下一件作品时也是；在做这些或长远或紧急的决策时，机构需要对公众负责，也要对自己作出的策展人/作品选择负责——因为它的角色正是这两者之间的纽带。观众的抗议首先默认了美术馆应该代表公平和进步价值，是一个具有教育性质的公共平台。而美术馆在处理这类事件时的反应，则决定了其在承担公共领域和艺术作品之间沟通和理解的协调责任时可以走得多远。
回到这次的事件。OCAT反应很快，虽然也让人感觉到一些想要息事宁人的急迫感。他们发表的声明中清晰表达了机构立场——同意抗议者们的观点，认为“作品立意和英文标题涉及对于女性朋友的不尊重和冒犯，作品的拍摄方式也存在涉嫌侵权等问题。”我们可以解读为：美术馆在舆论发声后，更改了自己先前展出这件作品的决定。OCAT一方面选择了认同性别平等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们对于展览和作品的选择是轻率的。此时，如果艺术家和策展人不同意撤展的决策结果，如果展览中的其他艺术家不满于整个展览也因此被突然叫停，他们应该向机构提出申诉。当然，作品中被侵权的女性们也应该发起相应的法律诉讼。
艺术作品总是有可能冒犯到一部分公众的。同时，越来越多人——尤其是那些原本被剥夺了权力的人——懂得使用各种工具方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为被侵犯的权利抗争，这是今天的现实，是多年来通过无数人努力而争取到的进步。只要艺术创作仍旧是面向公众的，艺术行业就应该面对这样的现实；美术馆也应当不惮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或者承担失误决策的代价。
当代艺术被视为最擅长用想象力打破常规的领域，这塑造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在那些空调过冷的白盒子里，挂着的立着的看不见的艺术作品往往只能被猜测和感受，不能被参透。艺术市场的投机性也在公众视野中为艺术家及其创作制造出令人敬而远之的神话，一件苍白的作品也因此得以变得神秘起来。事实上，是当代艺术的光环和边界性保护了《校花》等作品的伤害举动，而非作品挑战了艺术或道德的边界——那些作品连道德和艺术的及格线都没有过。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鼓励艺术家持续创作出压迫式的作品？又是什么纵容着创作者和机构滥用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冒犯观众（在这个作品中是女性）来彰显自己的权力？我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次看《校花》时就发声，避免更多人受到冒犯？还有人将犬儒主义当作创作的热土，以艺术的名义在充满意义的世界中寻找无意义的避风港吗？此次事件引起的当代艺术信誉危机，应该由整个行业共同承担。当一座座巨大的新美术馆在各处拔地而起，当艺术已成为公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从艺术史继承而来的那一点点特权已经不足以面对今天的世界了。如果艺术还想继续施展魔力，那么就要从重新检视自己手上握有的权力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