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南财快评：通过分配正义，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日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等问题。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这为中国共同富裕政策做了全面的准确的定义。
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只有通过发展创造更多财富，才能更好地分蛋糕，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发展依然是第一要务，但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而不是在发展中拉大收入差距。
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勤劳创新致富，需要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这也是中国近期针对教育、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创新环境等推进改革的主要原因，激励人们参与勤劳创新致富。
会议也强调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这一点从改革开放至今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国不会回归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鼓励个人创富，但要先富带后富、帮后富。
政府则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前提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会搞超出能力的福利承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主要是提供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而不是包办一切。
分配政策方面，会议强调在制度方面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在分配格局方面，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分配政策存在的争议是，目前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但大城市由于生活成本过高，被认定为高收入的群体实际上并不享有“高收入的生活”；另一方面，真正的富人群体不用缴纳多少税收，比如资产税、资本利得税等实际缺位，使得个税在调节分配的时候主要针对中等收入者，而他们是拉动消费的主体。分配的关键应该是缩小两头，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主要靠城市中等收入者消费拉动，抑制城市中产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增加资产税、资本利得税等，有人担心富人转移资产，影响社会创富热情，表现出投鼠忌器倾向，但不征收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在消费方面，富人消费更大程度上是拉动进口商品和服务，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中国已经降低某些奢侈品关税，对外开放服务业，希望将富人的消费留在国内，由于疫情冲击，这一计划并未显示出明显作用。
改善社会分配，实现共同富裕，重点应该着眼于发展和创造。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循序渐进，利益调整会对发展产生影响，需要小心应对。首先，依然是鼓励消费，但大中型城市地租较高，商业成本导致商品与服务价格高，削弱了市民购买力，抑制服务业工资水平。当然，居民部门因地产而产生高杠杆率对消费限制最大，或许应该适度降低过去10年存量按揭贷款利率，减轻利息压力。
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并不能形成很强的市场效应，但扶贫效果会很明显，关键还是发展工业与服务业，吸收更多农民工入城增加收入，提高购买力。重点鼓励和要求东北等发展滞后地区通过市场化与法治化改革，提高内生增长动能，国内还有众多“经济塌陷区”，不能任其坐等帮扶，要主动改善治理，用市场的办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
中国人传统上以衣食住行以及节日消费为主，文化部门要承担起引导产生新生活方式与新生活理念的任务，创造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消费的渗透性和广泛性。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文化性消费就会爆发，中国潜力巨大。共同富裕包含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富裕，文化资源丰富的一线城市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和责任，应该催生新生活理念，引领精神消费，吸收更多的大学生创造性发展，做一块更大的蛋糕。
（作者：张立伟 编辑：李靖云）
